以色列的国家定位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特拉维夫报道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教你们。” 2005年6月20日，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基布兹内，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部长埃胡德·奥尔默特对本报记者说。

　　去年的这一天，这位以强硬著称的以色列二号人物，正率领一个由120多位顶级企业家 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赶赴中国。在华期间，他专程到哈尔滨祭扫祖父墓地——二十世纪初，埃胡德·奥尔默特的祖父受雇于中国的铁路管理部门，后来做了茶叶商人，去世后，葬于哈尔滨市郊的犹太墓地。

　　这一次，在奥尔默特访华1周年时，以色列工贸部邀请我们访问以色列。1990年代，本报记者曾在某省计划委员会系统工作，对农业处官员频繁考察以色列滴灌技术印象深刻。当时，以色列凭借高度集约化的生产体系、先进的生物技术，每年从干旱的土地上出口价值4.5亿美元的水果。不过，就在我们着迷于以色列“柑橘经济”奇迹的时候，这个中东小国早已开始了向“软件经济”的转型。

　　2004年，以色列高科技方面的出口额已达105亿美元，而1992年只有20亿美元。得益于高科技产业，以色列的工业出口也有了长足发展，2004年达到230亿美元，比1992年增加了100亿美元。现在，以色列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中心之一，站在了全球高科技创新的前沿。

　　“在以色列，我被认为是中国人。” 奥尔默特说。于是，我们希望这位自称“以色列经济使者”的副总理，向中国介绍以色列转型的经验，但他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为由，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着说，在以色列这些天，你们不要睡觉，就知道答案了。

　　风险投资

　　据说，在以色列，最能够帮助企业家的人，不是奥尔默特先生，而是那些风险投资家。

　　在特拉维夫的无限风险基金(INFINITY)总部，记者见到了公司合伙人阿米尔·嘎奥先生。他负责着INFINITY公司2.5亿美元风险基金的运作与管理。他的弟弟在中国香港，帮助他了解并进入到中国内地市场。目前，INFINITY已在中国投资两个项目，第三个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嘎奥说，他希望以此帮助以色列的高新技术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

　　成立于1993年的INFINITY风险基金，主要目标是将以色列的高技术成果进行产业化。据嘎奥先生介绍，目前INFINITY基金运作着45家萌芽公司，投资回报率高达1：15。嘎奥认为，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核心在于企业家的素质。他说，选择一个风险投资项目，实际上就是选择一个有成长性的企业家。

　　嘎奥有着多年的空军服役经验。只要我拿起相机，他就立即挺直脊背。对自己驾驶战斗机的经历，嘎奥津津乐道。但更让他骄傲的是，他能够为以色列空军开发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他说，以色列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与空军有关系。

　　众所周知，以色列国防军的创造力，尤其是空军解决问题的能力，举世闻名，以色列许多最精良的创新都源于这里。当军方不再是高技术的惟一消费群体，在这里受到严格训练的毕业生，就将所学的尖端国防科技应用到符合市场需要的民用技术上，使以色列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创业中心，为国民经济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新机会。

　　以色列人是科学、思想与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其军人的骁勇善战与精明的企业精神，也能够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并行不悖。这是犹太民族的与众不同之处。起始于1930年代死海实验室的以色列工业研究，从来就不是对抽象知识的追求，而是基于建立并保卫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

　　以色列于1993年正式启动风险投资市场。当时，政府投资8000万美元，吸引国外风险资金1.2亿美元，一共建立了10个基金。现在，以色列已拥有100多家风险投资集团，运作资金在65亿美元以上。

　　风险投资基金以私募为主，引进了大量的国外风险资金，辅之以公共基金，有效发挥了市场催化作用，用奥尔默特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媒介”，而政府只在市场失效状况下，适当介入风险投资市场。

　　十多年来，政府加紧科技立国步伐，使经济结构由高度军事化向自由化、民主化发展，为高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但仅仅有了特拉维夫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院以及数十个政府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研发，依然是不足够的。以色列是世界上研发投资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大的国家，如何转化研发成果并由此产生一个全球成功范例？

　　——以色列风险基金协会主任ASSAF HAREL先生对我们说，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根本上是得益于风险投资的大力支持。据称，以色列有100多家高新技术小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其中，1／3以上是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

　　孵化器

　　从北加利利到内盖夫沙漠，以色列有23个高科技“孵化器”。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旨在进一步培育企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孵化器”，为那些刚成立不久的萌芽公司提供着支持。目前，这些高科技企业的滋生地，负责着200个有效项目和735个成熟项目。

　　“孵化器”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发明者(或创业者)的项目、政府的资助与“孵化器”服务等三者紧密结合：发明者提供项目；政府提供占项目预算85%的资金(最多为30万美元)；“孵化器”帮助组建创业团队，强制派出经理人，提供行政服务与管理支持。

　　政府规定，每个“孵化器”只能孵化8-15家初创企业，如此，确保了“孵化器”对每家企业进行深度孵化的可能性。孵化项目毕业，股权分配方案如下：创业者占股权的50%，“孵化器”占20%，投资者占20%，职工占10%。由于利益兼顾，各方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励。

　　据一位以色列专家介绍，“孵化器”推荐的经理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大学商学院毕业生，缺点是缺乏工作经验；二是退休经理，缺点是缺乏工作热情，精力有限；三是职业经理人，但项目公司没有足够财力聘请职业经理人，往往只能聘请兼职职业经理人，缺点是不能全身心投入。不过，这至少保证了创业人员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商品开发中去。

　　“孵化器”中的项目成活率，据说在51%的左右。由此可见，失败的项目仍然不少。于是，一些企业社团批评“孵化器”不以市场为导向，一些风险基金不愿投资“孵化器”。也有很多人批评“孵化器”只是一个吸收(前苏联)移民的计划。最近，有关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希望设立半私营、私营和生物技术——生物技术是以色列优先发展产业，而现有模式没有足够财力来孵化生物技术——三种新型“孵化器”模式。

　　但，“流亡者的聚集”本来就是犹太国家存在的理由。1990年代，以前苏联犹太移民为主，以色列出现了一次超过百万人的移民潮。这些移民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安置负担，但同时也在为国民经济的加速增长作出贡献。如果说政府是为了安置移民而推行“孵化器”计划，也不失为远见。

　　客观来说，“孵化器”的确加快了以色列进入全球高科技版图的步伐。

　　如果没有“孵化器”，许多有成长空间的企业家，就会因缺乏资金和经验而过早放弃创业，导致创新成果与企业家资源的流失。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在信息技术、软件、医疗设备、生物科技、安全保障等方面，“正在经历着突破型的创新和发展”(奥尔默特语)。还有人说，你随便找出一家美国的新生科技公司，都可能有一家以色列公司是其竞争对手。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中许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技术，正是来自“孵化器”项目。

　　由此，我们可以看清楚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成功的链条：“孵化器”培育有创新精神的高科技企业和可靠的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品吸引风险投资基金与全球大公司，风险投资基金和全球大公司的加盟，加速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个高科技定位的现代化国家，就在这个飞快的链条上滚动发展。

　　许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推进“官、产、学、研”的良性互动，但往往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项目，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孵化器”及孵化企业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没有形成，运行机制效能低下，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

　　私有化

　　提到以色列，往往说到基布兹。这种公有制的农庄组织，曾被当作人民公社之后最忠实的集体经济模式，据说一直很成功，也便承载了一些公有制运动的美好理想。

　　基布兹本身，就是一种受社会主义思潮而兴起的公有运动。在希伯莱语中，基布兹是“团体”、“集体定居点”的意思。在基布兹里，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1970年代时，基布兹的农业产量曾占以色列全国总量的40%还多，而且一直属于以色列的上流社会。但是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大多数基布兹已经资不抵债，难以为继。目前，以色列还有268个基布兹，总人口12万，占以色列总人口的3%。

　　不久前，成立62年之久的麦祖巴基布兹宣告破产，而众多的基布兹开始实行私有化。只是，这个私有化目前还是有限度的，其中包括：将统一分配的住房折价出售给个人，田地承包到户，承认个人财产，成员可以拥有个人银行账户，水、电开始收费，等等。

　　6月23日，在一个不再免费的基布兹大食堂，我们与基布兹成员们一起吃午餐。谈到基布兹的衰落，有人归结为经营问题，也有人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据说是“建设国家的激情已经被物质主义所代替”。

　　其实，更大的私有化浪潮，早已席卷了基布兹之外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私有化，电力公司私有化，海港私有化，邮政私有化，养老基金私有化，国家电话公司私有化，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化学集团私有化，炼油公司私有化，等等。甚至连“孵化器”也要进行部分股权的私有化——尽管政府直接参与“孵化器”管理的方式不会改变。甚至，国防工业也开始私有化，军事工业公司的飞机制造厂，可以卖给私人公司了。

　　一位以色列学者说，私有化不是目标，目标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那么，同为非常规状态下的转轨经济，以色列能否为中国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我们就此询问以色列埃胡德·奥尔默特先生。这位需要与工会进行私有化谈判的政府副总理兼工贸部部长，作出了本文开头的回答：“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教你们。中国人很聪明，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只能说，以色列选择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向这个方向的进展，也非常快。”

　　但据我们观察，由于本土市场狭小，以色列企业的全球观念与生俱来，这样，对于一个开放的以色列来说，资源可以在价格机制的诱导下自动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向，以色列人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解释自由贸易的好处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制度变迁的成本不是很高。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很难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

　　私有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色列的福利政策，但是这个福利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仍是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为基础的。所以，尽管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私营部门终将在以色列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