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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妍
在东欧，“后社会主义”的转型始于波兰。
上世纪八十年代，波兰率先实施了多项改革。在经过十五年的转型之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左右。在所有国家中，波兰的转型衰退期最短，只持续了三年(即198
9年中期到1992中期)。相对而言，乌克兰的大转型衰退期至少持续了整整十年。
波兰由此被公认为是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一些评论家甚至说“波兰出现了经济奇迹”。
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哥哲哥·科勒德克却说“谈不上有什么奇迹”。他在7月12日“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指出，现在更应该思考的是，许多方面，波兰在应对大转型挑战上为何要强于其他国家。
科勒德克是波兰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在1994年至1997年首次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他使波兰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在2002年至2003年再次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他又在波兰加入欧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勒德克的话，值得中国的高官们侧耳倾听。
波兰改革的四个阶段
科勒德克将波兰的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无治疗的休克”阶段(1989-1993)、“波兰战略”阶段(1994-1997)、经济降温阶段(1998-2001)以及重新回到快速发展轨道的现阶段(2002-)。在不同阶段，赋予波兰的经验教训各自不同。
在“无治疗休克”阶段，波兰实行了很大程度上“过头”的稳定政策：不重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度和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忽视国家刺激增长的作用。从而使转型成本大大高于最低限，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水平。结果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率无法降低到一位数、结构性预算赤字上升。
在第二阶段，经济体制得到巩固，使波兰于1994年与欧盟建立联系，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最重要的是，由于实行了结构性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政策，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在这四年中，波兰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6.4%，累计幅度高达28%。
从“波兰战略”阶段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是，只有将制度改革和旨在实现资本积累的、有效分配的发展政策适当地融为一体，才能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忽视任何一点都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01年的经济降温阶段。这一降温过程中执行的政策被指为具有“过度杀伤力”。在“波兰战略”的后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在7%以上，而到2001年第四季度，则快速降低到0.2%。科勒德克认为，这是以教条的方式实行金融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从2002年到2004年，波兰再度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加入欧盟。在体制和实际操作方面，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和力度都不同于之前。两个循序渐进的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在公共财政上实行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力争使体制适应国家的能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加入欧盟。
这方面的主要政策是“公共财政恢复计划”，它为波兰的复苏提供了保障。在2004年，该阶段的主要的任务(即恢复高速发展)已经完成。2002年初，波兰GDP增长率为0.5%，到2004年上半年，迅速回升到6.5%。
体制建设与政策的重要性
1994年到1997年，即实现“波兰战略”的那几年，波兰本会持续下去的繁荣期，为何没有持续？在1998年到2001年，经济降温为何同样没有持续？发展趋势上的深刻变化到底取决于什么？
在科勒德克看来，体制大转型的过程中，体制建设——即创建新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实施的法律和组织框架——至关重要，但政策也很重要。
不断对体制进行改进，本身并不一定要(至少从短期的角度看)不断对政策进行改进。不断改进政策也可能会越改越糟，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因素，譬如经济学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架构和经济政策执行者的能力。
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在体制上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经济政策却越来越糟糕。最明显的弱点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协调，工业和贸易政策也不协调。
正确设计金融政策
科勒德克告诫的另一条经验教训是，在所有类型的所谓新兴市场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设计金融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金融政策会对边际储蓄倾向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会对资本积累的整个速度和投资量及其趋势产生根本影响。
“人们只能有限度地依靠他人，最好的方法是依靠自己。”
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不适当加以控制，就有可能导致对这类资本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而这对长期的发展并不总是有利。
比如，在对外开放的一些阶段，波兰为短期投资资本涌入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必须付出额外成本。
但要怪罪的并不是全球化或资本(就特性来说是贪婪的资本，就定义来说则是“投机的”资本)，而是中央银行的错误政策。中央银行没有把握好国内利率，造成国际利率差异，从而致使“外国投资资本”在波兰酿成大祸。这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科勒德克强调，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些国家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智利和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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