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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其高层管理人员竟和劳工代表相勾结，跨国公司里还有什么比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近期发生的事情更离奇的呢？更何况，故事的主角是欧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并且事件还直接导致人们对欧洲大公司管理结构的质疑。
重量级人物落水
约一周前，德国的检察机关证实，他们正对大众汽车公司高层人员和劳工代表涉嫌欺诈和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从此，大众的恶梦开始了。大众的法律部门称，检察机关此次调查的重点在于一些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涉嫌收受回扣。此外，调查的矛头还直指所谓的“Lustreisen”，即公司的劳工代表公费旅游，每人花费高达3.6万美元赴巴西进行“快乐之旅”。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海尔穆斯·舒斯特，他是大众在捷克的子公司斯柯达的人事主管，在上个月突然地被解职。他被指控涉嫌从潜在供货商处收受贿赂，并利用影子公司操纵大众多个利润丰厚的海外合同，特别是在印度和安哥拉。紧接着，大众劳资委员会的主管克劳斯·福克特也传出了腐败丑闻。“快乐之旅”的“旅客”就是他。福克特还涉嫌舒斯特的贿赂案。在这一事件中，舒斯特最大的“作用”恐怕是扯出彼得·哈尔兹，大众公司的人事主管。哈尔兹不仅是舒斯特和福克特的密友、位高权重的“大佬”，而且与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众公司实施独特的4天工作制，从而保住了数万人的饭碗———这一模式的设计师正是哈尔兹。哈尔兹还是德国总理施罗德的顾问，德国劳动力市场的若干改革方案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在7月5日，施罗德亲自出面为哈尔兹说好话，盛赞哈尔兹在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方面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哈尔兹否认了不利于他的所有传闻。
劳资蜜月结束？
大众公司此次爆出的丑闻早已经超出个人道德沦丧或触犯法律的范畴，可以说，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国公司管理制度的根基。人们也许对“Mitbestimmung”这个词很陌生，但在欧洲，这是一种十分有名的制度。它是指在大公司中，经理人和劳工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企业。在Mitbestimmung制度下，雇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的企业，管理委员会中一半的席位由工人代表占有；雇员在500人至2000人的企业，劳方代表占有1/3。这样，劳资双方的利益确实得到很好的平衡。但年深日久，这种制度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如果劳方代表不点头，公司的CEO等高层人员就无法续聘。这样，公司的管理人员又怎敢轻易得罪劳方代表？在公司利益与劳方代表利益相冲突时（例如在裁员等问题上），高层人员往往偏向劳方代表，从而换回对方“投桃报李”，给予自己支持。久而久之，本来是相互制约的双方，反而穿起了一条裤子。大众相比其它公司就更特殊，因为它不是彻底的“民营企业”。大众所在的下撒克逊尼州拥有该公司18%的股份，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单个股东的投票权不得超出20%。也就是说，任何个人都很难有比当地政府更大的话事权。政府给公司制定的目标，也是以保障就业为重、企业发展和利润为次。大众的“国企”色彩如此浓重，难怪德国的一位CEO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块阵地”。大众公司实施劳资双方共同决策、共同管理的制度，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公司的发展遇到了障碍，内部矛盾不断。于是，在前CEO费尔迪兰德·皮尔茨的支持下，哈尔兹制定了这一制度，使劳工代表感到他们就像公司管理层的一分子。这样，在公司制定不利于工人的政策时，较容易得到通过，因为劳方代表也是决策者。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制度使劳资政府三方团结起来，共同使公司迅速渡过难关。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Mitbestim鄄mung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大众毕竟是一间跨国大公司，又怎能以地方政府控制的“州企”的面目出现呢？为了要求大众实行改革，欧盟甚至把德国告上法庭。事实上，德国大公司的一些常见病，如决策迟缓、对外资吸引力弱等，都是源于Mitbestimmung这一病根。例如，大众公司工人工资水平就比德国汽车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高出20%。此外，这种制度也很容易导致高层管理人员向劳方代表行贿，甚至是用公费行贿。大众腐败丑闻的实质，就是Mitbestimmung局限性的一次大暴露。目前，德国政府正积极组织一个委员会，酝酿对共同决策制度的改革。大众公司现任CEO毕睿德已经承诺，要对事件采取“彻底以及完全的调查”。可以说，此次丑闻对于大众公司及毕睿德来说，正是一个“修理”公司的绝佳和“方便”的借口。张隽
（金陵／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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