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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保守主义势力在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居主导地位，这对中美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哲：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大力推行其以“单极稳定论”为理论指导的单边主义外交。所谓的“单极稳定论”有三个重要的判断：其一，目前国际体系中美国的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全能选手”，美国目前的实力地位与世界第二强国甚至所有主要
国家实力的总和的差距，是其建国两百多年来最大的。那种强调美国昙花一现、只能享受“单极瞬间”的论点不能成立。
其二，正因为如此，美国人认为自己拥有的超级实力才是维护国际和平的真正的“稳定因素”。原因之一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单极世界可以避免两极世界中为争夺世界领导地位而发生无休止的争夺。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短期对抗和长期较量，与此同时，美国的绝对优势也会使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减至最低限度，二流国家的利益在于与美国联盟而不是对抗。
其三，美国人判断目前的单极体制不仅可取，更会持久，如果美国不出错牌的话，目前的单极世界至少会和过去的两极世界一样持久。
从本质上说，“单极稳定论”反映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这种单向思考其实是历史上“赋使命观”的现代演变。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美国人的使命感称为“替天行道”主义，而其中的“道”，就包括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的移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的灌输。
崔之元：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西方舆论界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敌人”；
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
第三，美国“试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伊拉克战争就正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应用。“布什原则”问世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意义与1947年乔治·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相当。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饱学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沃福维兹(Paul Wolfowitz)。西方媒体甚至常常将“布什原则”称为“沃福维兹-布什原则”，因为沃福维兹早在1992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沃福维兹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使这种优势永久化，“使潜在的竞争者想都别想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运用军事力量来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这份正在高层传阅的“防务计划指南”被泄漏给纽约时报，遭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对，于是老布什总统决定不予采纳。直到9·1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渐接受了沃福维兹的思想。
王绍光：的确，美国的保守主义对美国内外政策近年来的影响日益增大，但是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我们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首先，对中美关系而言，它也有有利的一面，保守主义者比较相信现实主义，看重实际利益，也奉行实力至上。这样，在制订政策时，它更多从实际利益出发做出判断，而较少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这对发展中美关系是有利的，因为它使得中美之间会更容易在一些有利于双方的具体问题上找到共同点，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当前，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分布过于分散，而它在全球反恐战争、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方面又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会重视与中国的合作。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保守主义者仍然要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且美国保守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不浓厚，却也不容忽略。它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地推销其美式“民主”和“自由”。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中，我们要清楚地明白，美国对现实利益的诉求，对维护其霸权主义的诉求，以及利用民主口号为工具，充当意识形态传教士的诉求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相反，每个时期，都会既有斗争也有合作。
崔之元：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有三点新意。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到“正式帝国”。这既不同于共和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狭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注重维持现状稳定)，也不同于民主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自由主义，相对注重通过国际制度来发挥“领导权”)；新保守主义的第二点新意在于它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Souther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建立了政治同盟；新保守主义的第三点新意在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而布什原则的另一要素——美国价值观普适全球——与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有着联系。
贝特宁：保守主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跟金钱与实力有关，它同时也受到宗教理念的驱动。保守主义者有一套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推广到全球的价值观念。我不赞同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观念，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回应他们的观点。
当然，并不仅仅是保守派有自己的价值观；自由派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不把和平放在首位，他们希望推广民主，并愿意为理念诉诸武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包括《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非常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这能够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并且逐渐扩散到整个中东地区。
王绍光：在我看来，其实西方国家之间的宗教观念和发展也不尽相同，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中由宗教引发的冲突和困惑比世界其它地方只多不少，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只不过现在西方国家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在看它们的宗教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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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解读“和平崛起”
复兴与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斗的重要目标。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与开放，其直接目标就是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发展目标如果是由一个小国提出并实现，往往只对本国的政治与经济具有意义。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巨大，由于中国是为数不多具有独特原生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然具有全局性影响，甚至可能改变现存的国际权力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总是和大国相联系的。
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口号，我这样理解：首先，这一口号标志着我国在发展目标上采取了更加现实的原则，标志着国家的目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全面提高国力。
第二，这一口号也宣示了中国实现崛起目标的方式与行为原则。在世界政治的传统中，实力政治一直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大国之间实力的消长、某些大国的崛起与衰亡必然意味着原有国际秩序格局、利益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中国宣布“和平崛起”标志着中国摒弃旧的崛起模式，而以“和平”崛起作为基本奋斗目标。
我以为，这里的“和平”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崛起不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发展基本秩序的维护者与受益者。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以追求领土的扩张或根本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第二，中国以和平作为基本国策处理国际问题，尤其是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不少外国评论者认为“和平崛起”不具有实质意涵。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追求和平崛起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和平主义传统的大国，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当内向型的文化；第二，中国具有广袤的领土与基本的资源条件，这与近代某些资源缺乏型国家的崛起有明显区别。
和平崛起的口号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而且必然要求国内发展战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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