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政治战胜个人隐私 道德不是商业伦理的全部

　　早报记者 王立伟 实习生 陈伊萌

　　波音公司总裁斯通塞弗近日因卷入婚外情事件落马。一改惯例，波音公司高调声明此事，让重新回到公司、带领波音从前一次道德丑闻中走出来的斯通塞弗丢尽颜面。

　　在素来以尊重个人隐私的西方，波音公司对这个案例的高调处理出乎意料。我们不禁 追问：在这背后，是商业伦理战胜个人道德，还是公司政治战胜个人隐私？

　　近数十年中，美国公司对商业道德无比重视。公司高管的个人道德成了公司商业伦理的缩影，意在给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财富。

　　但是企业伦理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悖论一直存在，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公司政治的牺牲品？

　　比较丑闻之下引咎辞职、闹得满世界都是风雨的哈里.斯通塞弗，原康柏公司CFP卡拉克要幸运许多。同样是因为丑闻，卡拉克和女当事人同时辞职，合并后的惠普对此事也低调很多，没有公之于众，最终卡拉克得以东山再起，成为冠群公司首席营运官。

　　而波音此次对事件的处理则要高调许多，波音公司在其3月7日发表的声明中毫不留情地指出CEO斯通塞弗“与公司管理层某高级女执行官存在不正当关系，公司董事会决定要求其辞职”。

　　铺天盖地的舆论蜂拥而至。此次事件发生得似乎有些蹊跷，一名员工截留了斯通塞弗给女当事人的信件，并写成一封匿名举报信发给了波音几位董事会成员以及法律和道德事务负责人。

　　事实上，斯通塞弗再次被波音请出山，就是因为其前任因道德丑闻辞职。斯通塞弗上任后，着力解决公司的道德危机问题。在决策速度上，他也通过一系列的诸如减少执行委员会成员、终止每月长达一天的管理会议等措施使得速度加快；另外，他反对挥霍浪费，为了节约成本，他没收了诸如直升机和公司喷气机之类的交通工具，减少了车辆数及使用量。

　　这是否足以使斯通塞弗由于打破某些利益的平衡而受到恶意攻击？

　　“如果公司高层影响资源分配，很可能遭到恶意举报。”在商业伦理方面有过相当研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新超博士分析，“但是否涉及公司政治问题，外人仅仅是从时间本身进行推测，CEO是不是牺牲品则无从考证。”

　　王新超认为，从公司伦理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公司，人们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公司制度，这是一种“人事上的舒适”，一旦“舒适”被打破，必然有人要站出来，重新制造“舒适”。

　　上海英友咨询总经理邱峰也认为，从这一事件上推测出斯通塞弗是公司政治的牺牲品显然论据不足。“这一事件对商业领域的警示作用，更多的体现在要企业和社会更加关注商业伦理道德上。”邱峰强调。

　　对于波音公司一反业界潜规则，高调处理斯通塞弗事件，邱峰分析说，波音公司在权衡之后，选择高调处理，原因在于它希望通过表态，维护企业文化，并借此表明公司对商业伦理的关注，树立形象。

　　另外有舆论认为，波音在CEO的去与留上采取了过于坚决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公司决策。

　　从任期时间上，王新超认为，斯通塞弗的任期并不算短，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影响居次。“从全球范围来看，CEO的任职时间越来越短，事实上，斯通塞弗的任职时间已经有15个月，从战略层面上看不会造成过多影响。”博思艾伦所做的全球调查显示，1995年CEO的平均任期是9.5年，但2001年时，CEO平均任期降到7.3年，另外一份由纽约的DBM企管顾问公司所做的调查数字更惊人，调查显示，目前全球CEO的平均任期是3年。

　　而根据韩国LG集团所属经济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企业CEO任期越来越短，韩国752家上市公司CEO的平均任期只有4.1年，1/4的CEO任职不到一年。

　　此外，邱峰认为，波音公司对斯通塞弗的退休金问题的处理可谓“妙笔”。波音公司有关人士在斯通塞弗辞职后对媒体表示，其可以拿到的退休金将分文不少，“金色降落伞计划保证了员工的利益，同时也使得公司的决策能够尽快实施，消除阻力。”

　　波音事件绝不是个案

　　在最近的数十年中，美国公司对商业道德的重视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波音事件绝不是个案，而是一种趋势。”邱峰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重视集中表现为，许多公司都将正式的道德规范纳入公司的人力资源计划，其中包括各种行为准则的制订、道德教育培训，以及对不端行为进行曝光等。

　　“一定要先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公司通过这些道德规范的制定，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王新超提醒说，公司伦理不同于社会伦理。原因在于公司伦理无论如何制定，它的终极目的都在于帮助公司创造利润、创造价值。“公司伦理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利润创造的过程。”

　　“在制定公司道德行为准则的过程中，决策层起到关键作用。”王新超认为，所有的道德规范，最终的制定都是要围绕公司的经营战略和企业目标的。

　　而对于谁来执行和监督的问题，王新超认为，除了公司内部要通过董事会或者相应的道德委员会以及公关部等的执行和配合以外，最为重要的是外部舆论的监督。

　　“我们常常忽视社会监管的力量。”王新超对此有些遗憾。“从理论上来讲，最合适的监督肯定不是出于公司内部。”

　　事实上，波音CEO斯通塞弗的下台，截留信件并告密的员工起到关键作用。“但这本身说明波音公司的管理上不规范，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王新超说，“是谁授权这个员工做这件事情的？”波音公司在声明中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在王新超看来，这不是纯洁CEO或者高管队伍的好办法，“一个公司不能靠这样的系统来对道德问题进行监督。”

　　从某种角度来看，波音公司的声明有意或者无意地也触犯了斯通塞弗以及女当事人的个人隐私。这种触犯对前者尤为严重。

　　在斯通塞弗主持制定的波音公司行为准则条款里规定，公司职员不得从事任何让公司丢面子的事，破坏公司的诚信、公正和声誉。斯通塞弗的落马正是基于此。但波音公司并没有对保护员工隐私做出特别规定。

　　公司的行为准则条款或者其他条款能在保证员工隐私的情况下公正执行吗？邱峰认为，很多公司会因为过分强调公司伦理而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诸如对员工使用网络的情况进行监视等等的行为，都很难得到员工的理解。

　　“企业伦理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悖论一直存在，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王新超对此有些遗憾，在他看来，企业管理中对人的侵害非常的多，但管理上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往往会带来短期的组织利益损失，很多企业只看到眼前利益，往往忽视个人隐私。

　　“这里就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毕竟人力资源是公司道德问题的核心。”邱峰建议说，一切工作都应以尊重员工的隐私权为前提，在公司内部宣扬提倡公司的伦理观，给员工一个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是强调公司伦理的根本。“当然，在怀疑公司员工利用公司资源从事不利于公司行为的情况下，就要根据公司制定的条款对员工行为加以监控和规范。”

　　CEO道德仅是一环

　　尽管斯通塞弗没有因为两人的关系而为女当事人更多谋求利益，没有影响到公司的正常业务，但波音公司仍然不留情面。波音公司董事会认为，这宗婚外情违反了公司守则，因此断然要求斯通西弗辞职。

　　波音公司董事长普拉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董事会一致认定，这起事件反映了斯通塞弗缺乏有效的判断力，这无疑会影响他领导波音公司的能力。”普拉特还表示，任何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必须为自己确立一条不能逾越的职业和个人行为准则，任何人都要为违反这一规则付出代价。

　　CEO个人生活或道德取向越来越受到关注，邱峰认为，这是目前西方商业社会对商业伦理空前重视的表现。“在美国，不正当关系是商业伦理中不可触犯的天条。”

　　而CEO的个人道德对公司经营管理的道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公司高管的个人道德首先是公司商业伦理的缩影，恪守商业伦理能够给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财富，这点在西方商业社会已经达成共识。正因如此，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都会选择像“公司修道士”一样的处世方式，尽量避免丑闻发生，“因为你一旦犯错就可能会出局，而不管你曾经为公司做过多大的贡献。”邱峰说。

　　“毫无疑问，在放大镜下生活，对CEO来说是不公平的。”王新超说，坐上高位的CEO不得不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一名CEO在个人生活上都无法做到中规中矩，又怎么能奢望他在商业伦理上保持纯洁？

　　但对于公司来说，CEO的个人道德绝不是商业伦理的全部。除了CEO自身以外，公司与政府、股东、合作伙伴以及员工、社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一个方面，对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

　　有关商业伦理的解释是，关乎个人与组织内在价值的，可以指导企业在法律规范缺失时的决策，此外，商业伦理不仅仅是要避免出错减少损失，它还对管理者的任务具有导向性。它还包括符合组织的发展战略，对商业行为方式与目的都有要求。

　　王新超认为，坚持商业伦理是要公司付出长期努力的，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它们往往选择了后者。但事实是，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