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印尼商会会长：信息沟通是双边贸易的关键

　　本报记者施贝遐发自上海

　　曾经有32年的时间，中国与印尼是没有外交关系的。连华裔都不可以讲中文，不能看中文书，不可以听中文歌曲。这一代的中国与印尼人民之间，已经有较广泛的沟通。因此，商会除了生意上的沟通外，还会作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因为只有文化上的沟通达成某种共识，才能帮助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1985年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下称“印尼”)数年的双边贸易额不到1亿美元。1994年，印尼华侨黄亦聪的上海金光置地有限公司投资建造上海外滩中心，一个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4亿美元。

　　在经历了长达19年的贸易断层之后，中国与印尼在1985年签署《恢复直接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双边贸易从此开始了质的飞跃。昨日(27日)，上海印尼商会会长洪培才先生(Mr.AdiHarsono)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信息沟通是两国贸易的最大障碍

　　《第一财经日报》：自1990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当年的贸易额即达到了4.3亿美元。请问近年来两国双边贸易的情况如何？

　　洪培才：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发展非常快，2003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4年为125亿美元，今年我们计划增加到150亿美元，希望到2008年能达到200亿美元。

　　《第一财经日报》：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相互间有什么互补性？

　　洪培才：印尼华侨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轻工业、原油、纸浆、锯材、纸和纸板、原木、胶合板、棕榈油等。印尼三林集团上世纪80年代末在福建有食品厂，近年与中远集团在外高桥(资讯 行情 论坛)合资建设了棕榈油工厂。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则集中在轻工、机电产品、远洋渔业捕捞和工程承包上，此外还有油田、煤矿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项目，印尼的能源非常丰富。同样，印尼也需要从中国进口机器设备和运输船只。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中国还是印尼最大的纺织品进口国。2003年，中国进口纺织品占了印尼出口总量的23%，这说明，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并不等于印尼就没有机会了。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洪培才：印尼在经过国内动乱和亚洲金融(行情 论坛)危机之后，信用危机成为影响印尼经济的最大问题，很多中国公司想要到印尼投资，但是印尼的各个银行却担心政局变动而拒绝贷款。这也加剧了我们和东盟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信息沟通上，上海这么重要的国际都市，印尼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在此设领事馆，这让很多事情在处理时显得比较麻烦。比如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投资、签证等，商会就不能代表政府。如果有朋友要去印尼投资，我们也不能开信用证。而且国际航班也太少，对生意人来说，最好是每天都有航班，而且是直航。

　　此外，一些偏见依然存在，一些官员至今仍对中国有误解。去年，上海印尼商会接待了很多来华的政府考察团，他们很惊讶中国发展得那么好。这些官员能看到问题，开始思考了，我们就很高兴。文化沟通是关键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印尼进行了总统大选，新一届印尼政府将对两国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洪培才：很多人都知道，在印尼做生意，企业需要准备30%~50%的“无形费用”，这个情况以前有，现在还有。我们对这届政府的希望非常大，他们很年轻、很专业，希望那些情况会慢慢好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印尼华裔边缘化情况是否有所改观？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根本消除这个影响？

　　洪培才：印尼华裔是全世界最多的，占了印尼全国人口的5%。我们小时候，都不能讲中文，从前年起，印尼小学开始有汉文选修课。以前华裔身份证上会有一个特别号码，这些现在都取消了。春节还成为印尼的国定假日，印尼华裔边缘化的现象的确在慢慢改善，但要完全消除短期内还很难，这不单单是观念问题，还有宗教的因素。华裔大多数信佛教和基督教，但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在印尼做生意，华裔的经营成本会高出许多。

　　《第一财经日报》：印尼商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会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洪培才：曾经有32年的时间，中国与印尼是没有外交关系的。连华裔都不可以讲中文，不能看中文书，不可以听中文歌曲。这一代的中国与印尼人民之间，已经有较广泛的沟通。因此，商会除了生意上的沟通外，还会作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因为只有文化上的沟通达成某种共识，才能帮助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第一财经日报》：印尼商会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洪培才：中国政府对印尼商会很支持，外资委一旦有新政策，就会邀请我们所有商会代表开会传达，通过我们将信息传递给投资者。这比通过政府层面去沟通更快、更直接。去年，我们商会促成两个大项目，印尼的JABABEKA的房地产公司在华投资了两个工业区，一个在嘉善，另一个在太仓。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沟通能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