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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帝国在革命与危机中一度分崩离析。从当年3月到1920年9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乘势发起了建立中央拉达、盖特曼与执政府这三届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的独立运动。但是，不论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左还是右，他们都既与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也与沙俄在乌克兰的将军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为敌。当时在乌克兰
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白军”阵营，苏俄的反对派从极左到极右、从民族独立斗士到帝国传统捍卫者完全是一盘散沙而且彼此敌对，这是他们成不了气候的最大原因。
在这个混乱时期，现今乌克兰土地上的“东西对立”也已见端倪，此前从未建国的乌克兰历史上无所谓版图，三届民族主义政府也从未控制过今天的乌克兰全境，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势力中心始终在西、中乌克兰。而在今天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工业区，1918年苏俄就在那里扶植建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拉达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抗衡。后来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也是首先成立于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不是乌克兰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辅，并且直到1934年，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都也一直设在哈尔科夫。至于俄罗斯为主的克里米亚在内战中更是沙俄白卫军如弗兰格尔等的根据地，而从未认同于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
“面包换自由”的失败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全苏乃至社会主义世界的几个联邦制国家一样，实行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为此不但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苏联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苏联当时不顾美国的反对坚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其“一国三席位”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这种“联盟”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权力高度统一，加盟共和国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而且也不存在反对党。这样，党的统一便使联盟成员的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
但一旦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中东欧转轨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当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民族矛盾，“自由退出权”在转轨中也未必一定会行使，毕竟统一国家的好处是谁都明白的，尤其是在苏联这样一种中央计划体系下全联盟经济高度一体化、专业分工与协作体系非常发达的状况下，联盟解体、协作链条中断与分工体系崩溃对经济的损害要比市场化体制变革中的所谓“休克疗法”打击更大。但是，问题在于民族矛盾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一直没有解决。
当然，乌克兰在苏联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巨大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沙俄时代乌克兰已经是帝国境内的经济先进地区，但它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完成无疑是苏联时期的成就。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乌克兰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而苏联领导层虽然严防“乌克兰民族主义”，但在全苏范围内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三兄弟”，与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却也有其特殊地位。
而且仅就俄乌关系来讲，苏联时期乌克兰也不是没有便宜可占。原来，苏联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只要你在政治上认同，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很被提倡，乃至被过分提倡。尤其把一些特别弱小的民族“文化”当成珍稀古董给予大熊猫式的特殊“保护”，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然而，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在东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等地)划归乌克兰后，乌克兰文化在当地影响的增加的确是苏联当局鼓励的。但乌克兰人并不会因此感谢苏联，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而且也助长了独立后乌克兰的“东西矛盾”。
这类国家民族政策的又一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有时也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克里米亚半岛在地理上虽与乌克兰有地峡相连，然而在历史上与人文环境上却与乌克兰联系甚少。全半岛的人口也以俄罗斯族为主。但在1954年，主政苏联的赫鲁晓夫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一高兴便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割出，送给“兄弟的乌克兰”做了礼物。但如此“慷俄罗斯之慨”，却未能买到乌克兰人之好。因为“自由”固然不能当饭吃，但面包也不能代替“自由”，吃得再饱的奴隶照样会有不满。40多年后乌克兰一独立，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被割断与俄罗斯本国的联系，从此作为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地区不断与乌克兰中央产生摩擦，成为俄乌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当年领导人的即兴之举，却落得个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三方皆苦不堪言的结果。
剧变后的独立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借苏联“政变”之际宣布独立。是年底，苏联解体，乌克兰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当时乌克兰人一片欢腾，在全民公决时，全乌83%的公民投了票，90%以上的票赞成独立，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都多数投了赞成票。苏联解体之际，笔者当时在基辅，听到不止一个乌克兰朋友说：“过去我们受苏联拖累，现在好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是又一个芬兰”(芬兰原属俄罗斯帝国，当年整体状况和乌克兰差不多，十月革命后脱离俄国独立，经济发展很快，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
那时的乌克兰人说话“牛”得很，尤其是对俄罗斯。独立后不久，俄乌两国总统互访，俄总统叶利钦与乌总统克拉夫丘克在电视直播里就斗起嘴来。叶利钦说：乌克兰如果在前苏联遗产分割中损害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就不向乌克兰提供石油；克拉夫丘克马上回敬：你不给我石油，我就不给你粮食。叶利钦：你不给我粮食，我就不给你天然气；克拉夫丘克：你不给我天然气，我就不给你钢铁……两人就这么“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地斗了好几个回合，把电视机前的观众听得直乐。但这种“你不给我我不给你”的游戏一旦当真，双方都受害不浅。而俄罗斯经济毕竟更加“大而全”，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对乌克兰的打击更大。独立两年之后，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已经下滑到俄罗斯的水平之下。现在有人套用“休克疗法导致东欧困境”的调子，把乌克兰也作为“休克疗法”失败的例子，但其实，政局混乱中的乌克兰根本没有搞过任何“疗法”。至少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的经济体制变革完全谈不上“激进”。
财政货币双紧缩是“休克疗法”的第一个特征，但当俄罗斯大搞紧缩财政时，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政府却在财政、货币上都实行放松，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升至27.1%。结果导致比俄罗斯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1993年底通胀率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全球之最。这一经济灾难是导致克拉夫丘克提前下台的主要原因。
由于府、院对立，乌克兰一直没能通过“大私有化法”。而1994年以后，左派三党更利用议会成功冻结了国家私有化计划。总的来看，乌克兰的私有化进度不如俄罗斯，更远不如波兰、匈牙利等转轨国家，可见乌克兰政局整个来说要比俄罗斯更“传统”，其转轨的进度也更慢。但是乌克兰经济滑坡无论就幅度还是持续时间而言，都明显超过俄罗斯，更远远超过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无怪乎它被转轨经济学家视为“渐进式失败”的典型。
于是，如果说独联体国家整体上转轨绩效不如中东欧国家，那么乌克兰又是独联体国家中最差者之一。独立后的“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导致这些企业陷于瘫痪，尤其是重工业、大型国企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过去经济更发达、生活更好，但因一体化程度更高，独立后经济滑坡更甚，偏偏这些地方是历史上属俄时间最久、俄罗斯人最集中、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尤其是俄罗斯人居多数的顿巴斯和1954年才被领导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里的人民原来在俄在乌都堪称富裕，苏联解体时本来是期望更富才支持独立的，没想到“又一个芬兰”没当成，却成了“又一个玻利维亚”。政治上他们受到西部的压制，经济上临近的俄罗斯地区原来不如他们，现在却比他们过得好，这叫他们怎么能不“亲俄”？
尽管如此，千年以来乌克兰人历经反蒙(金帐汗)、反波、反德、又反俄的斗争，民族主义薪火相传。尤其是乌克兰西部地区，这里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发源地，属俄时间最短，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苏联时期吃苦最多。而与他们相邻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又恰恰是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经济复苏快，人民生活好。特别是历史上长期作为乌克兰宗主国的波兰更是转轨国家成功的典型，这不能不对西乌克兰人产生吸引力。在文化上，过去西乌克兰虽然工业经济不如东部发达，却一直是乌克兰民族的精神中心。西乌克兰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水平高于东部。同时，历史上由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教徒如今占乌克兰总人口10%，集中在西部，如今乌克兰自主正教信徒也仍以西部居民为主。西部自主正教与天主教和东部的俄罗斯东正教，也形成了一定的隔阂。
这样，乌克兰人亲西疏俄、羡慕波兰、渴望加入欧盟乃至北约、对俄保持独立自主的倾向、融入西方的倾向等等，便在西部尤为突出，而乌克兰内部的东西矛盾也日益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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