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财政部副部长称韩政府只持一家银行少量股份

　　政策金融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在东亚国家中，韩国的金融体系曾经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促成了“汉江奇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韩国经济。1998年，韩国GDP缩水6.7个百分点。危机后韩国政府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最早走出了危机的影响。韩国积极推进商业银行的治理，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颇有得失。

　　28日，在APEC金融与发展论坛上，韩国财政部副部长陈东秀(Dong-SooCHIN)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访问，谈论韩国商业银行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财经日报：韩国金融体系在进行商业银行改革之前的状况是怎样的？

　　陈东秀：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韩国政府对银行内部管理的干预频繁，政府隐含的信用担保使商业银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韩国的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韩国在推行金融自由化后，商业银行在缺乏足够审慎性的情况下，大量提供了短期贷款，增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韩国银行部门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革呢？

　　陈东秀：韩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主要包括：重塑银行的机构框架，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金融监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监管体系，并强化了存款保险功能，重建KAMCO(韩国资产管理公社KoreaAssetManagementCorp.)组织以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另外，我们进行了银行重组，这一过程分为1998-2000年阶段和2000年大宇集团崩溃后两个阶段，重建开始于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比例标准评估和决定银行的稳健性，对于5个不能继续经营的银行，在第一阶段通过并购予以关闭；对于能继续经营的银行，严格按照要求注入资金，如减少人员，进行收购兼并或者吸引外资投入等措施进行重组。而事实上，商业银行被吊销执照和关门倒闭的比例相对较高。第三点是公共部门对金融重组的支持。比如通过KDIC(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AMCO等为商业银行重新注资等方式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并引入措施以防范道德风险，如压缩雇员和分支机构规模、通过减资、替换管理层、罚款等。最后，改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危机后，韩国商业银行引入了新的公司治理系统，并于2000年4月重新修订了银行法案，如引入外部董事、审计委员会、内部管理控制体系等，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政府关闭了5个不能继续经营的银行，那么当时在关闭银行的时候，有没有引起一些社会问题？

　　陈东秀：你知道，改革和重组就意味着痛苦。就意味着一些人要对此付出代价。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第一财经日报：通过改革之后，取得了哪些效果？

　　陈东秀：经过改革，商业银行首先改善了银行收支平衡表，不良贷款占比显著下降。而银行盈利的能力明显增强，利润逐年增加。银行的效率也相应地提高了，银行总裁、从业人员以及分支机构数目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同时，银行治理结构显著改善，董事会更有责任了，通过建立补偿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引进银行分级制度，银行治理的体系更加有效了。

　　第一财经日报：韩国政府目前是否还持有银行的股份？当银行遇到危机时，政府会不会施以援手？

　　陈东秀：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只持有一家银行的少数股票。当银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通过合法的程序给予帮助，但这些都是根据我们金融系统的程序进行的。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结构应该如何设置？

　　陈东秀：首先，在独立董事的比例上应该有一个最低的限制。比如，在董事会必须有超过3个以及至少一半的独立董事。另外，独立董事的提名必须由已有的独立董事控制。同时还要加强董事会的责任，比如韩国目前的商业代码上就明确要求有“董事信用责任”。

　　当然，加强监管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监督委员会，董事会可以建立包含两个以上董事的监督委员会，比如审计委员会，赔偿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

　　第一财经日报：韩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有哪些教训和启示？

　　陈东秀：银行的改革应有序地进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需要渐推与渐进。在推进银行改革时，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应该客观评估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快速反应，政府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