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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地震的工作，不仅已由“人治”发展为了“法治”，而且已经进入“民治”
本报记者 鲍迪克 本报东京特约记者 鲍迪娜
在不少国人印象中，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日本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恐惧死亡的民
族。“非典”和禽流感时期，团量下降最快和幅度最大的都是日本游客；伊拉克“斩首”事件一出，以最快速度宣布推迟海外派兵的也是日本政府。
惟独在地震面前，日本列岛的子民们总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从容和沉着。有人回忆说，1976年中国发生唐山大地震时，当欧美客人大都惊慌失措、衣冠不整地逃出饭店时，最后从饭店里走出来的是日本客人，他们中一些人竟在危难中甚至没有忘记系好领带。
尽管10月23日发生在新潟的6.8级地震以及此后的余震已先后导致31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避难居民超过10万人，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日本国民的这种从容。
“人治”丑闻和“法治”效率
10月23日后的几天内，地震成为了日本的几乎所有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内容，打开电视，从早到晚满眼都是关于地震的报道。除了具体灾情的报道，主要是专家对余震的预测和本次地震的分析，却几乎看不到政府官员们慰问灾民、视察救灾工作的报道。
惟一吸引过部分眼球的“政治新闻”，是关于《日本首相小泉获知地震消息后仍出席电影节》的报道。但接受《财经时报》采访的日本公众大多认为，这则报道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一种炒作，是日本多党政治的产物，正如小泉在震后第四天穿着工装服探访日本地震灾区，同样被讽刺为政治作秀一样。
政治家无法成为主角，是因为日本民众认为，地震和抗震救灾纯粹属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作为一个多自然灾害、特别是多地震国家，日本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吸取以往自然灾害特别是阪神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后，其救灾机制已相当完善。
以小泉的“电影门事件”为例，报道说：10月23日下午5点56分发生6.8级的地震时，小泉正在东京君悦宾馆内准备出席电影节开幕式，致辞完毕后，于6点07分从秘书那里得知发生地震的消息。
6点15分，他乘私家车(不是公家车)前往影院，在得知新干线子弹头火车因地震出轨后，他决定返回官邸，于7点零8分离开影院，7点27分抵达官邸——此时地震已发生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首相大人“旷工”时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公众对他的“丑闻”会如此宽容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新潟地震发生4分钟后，日本首相官邸便设立了“官邸对策室″(比首相得知地震消息还早了6分钟)，负责调查灾情和收集地震信息。
半个多小时后，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飞机已开始飞往灾区(首相此时则在赶往影院)，同样是在地震发生后的半小时内，在受灾严重的十日町，市政府全体职员就快速集合到了市政府，并立即开始收集信息，把地震死伤人数、房屋倒塌情况、断电、断水和交通中断等情况都及时向政府汇报。
一个小时后，也就是首相还在看电影时，防卫厅召开了“灾害对策会议”——首相不在时，一切仍按照正常轨道有序而高速地进行。
除了中枢机构的垂直救灾工作，日本救灾制度中的横向救助体系的特色也在这次地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有关人士介绍，日本各县城市之间都缔结了防灾互助协定，相互协作的救援体制保证了物资的顺利调运。例如，十日町市与东京葛饰区、埼玉县和光市、富山县的鱼津市都有上述互助协定。
10月24日，关越高速路在地震中已关闭，部分路段还出现断裂。不过，按照互助协定，来自东京、埼玉县、富山县的救援物资都绕道长野县，比中央政府组织的援助物质同时甚至更早运抵了十日町灾区。新华社记者以中国人常用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容当时的场面，只是在我们国家往往以此赞扬人性的伟大，而在日本，这同样是一种“法治”的体现。
地震爆发仅两天后的10月25日，《财经时报》记者就在震灾现场看到，伤者和受灾百姓已得到大体安置，大部分受灾房屋也已基本修复，食品和饮用水等必需品也基本分发到位。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此时市政府大楼供电和通讯系统刚刚修复，当地居民的手机上便已不断收到有关部门发布的地震及救援的相关信息。其中有一条是：“垃圾收集没有停止，请各家和平时一样将垃圾分类为可燃和非可燃”。显然，日本人民在与大自然进行抗争的同时，仍没有忘记善待和保护自然。
在灾区最大的感受，则可以用一句在国内报道灾区现场最常用的一句话来概括：“灾区群众情绪稳定”——尽管在日本媒体的报道里从来看不到这句话。
“动”“静”结合的抗震设计
多数国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在日本，三天两头闹地震，许多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也都回忆说，在日本经常能感到房屋在摇晃。而这次在日本采访期间，日方的有关专家向记者解释说，日本固然频发地震，可也没有频发到如此多的有“震感”的地震的程度。
之所以在日本经常能够感到房屋摇晃，除了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地震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现代化建筑基本都采用了“滑动地基”的设计，以缓冲地震时瞬间压力，以避免“至刚易折”的后果，而这种设计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发生轻微地震时，由于地基能够滑动，“震感”就被大大加强了。
与“活动式”的建筑相映成趣的，是“固定式”的家具。同样是出于防震的目的，在每个大家具的背后，都有个“L”形的大铆钉，将它们牢牢地铆在了墙上。有关专家介绍说，这样可以防止地震发生时，由于家具倒塌而造成的伤亡。
而东京的一位家庭主妇却说，这种设计首先减少的是小地震时家具倒塌引起的经济损失(“滑动式”地基降低了建筑倒塌的系数，却能明显增加家具倒塌系数)；而另一个显然的后果则是，一遇到强地震，日本人都会首先躲到柜子或者桌子底下。
有些人会在柜子底下躲上几天，却不愁给养。记者在东京采访期间，发现在日本的公司和机关单位里，办公桌底下都有一个白色的小包，和小学生书包大小相当。据介绍，这种包叫“紧急救援包”，里面有压缩饼干、手电筒、不干胶绷带等。据日本朋友介绍，他们每家都有，这种包在每个超市里也都能买到，1000日元左右(80多元人民币)，日本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出钱为每个员工的办公桌配这种“救命包”。
在日本的写字楼里，都在显眼的地方张贴着地震逃生示意图，楼房安全通道还标着通往最近的紧急避难场的路线。而据一些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回忆：他们在日本租房，去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时，有关人员都会向他们提供一份示意图，告诉住户发生灾害时，如何从住处逃亡避难场。
据了解，这些法定避难场一般都是公园，离单位和住处不会超过5分钟奔跑的距离，据说这一制度在日本已实施几十年了，而北京直到去年才规划建设了第一个法定避难场(元大都遗址公园)。
抗震防震教育从娃娃抓起
在东京滕田小学访问期间，校方向记者演示了一种很奇特的教学用具：一个透明的小屋，里面装着各种仿真的家具、电视机、衣柜、桌子等等。房子和仿真家具的大小和真实生活中的一无二致。
学校教师介绍说，这是一种用来训练小学生们在不同震级地震从发生时逃生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训练方法是：一位学生进入房子后，老师在外面按动按钮，可以在房子内模拟出不同级别的地震，在不同烈度的“地震”环境中，学生必须做出不同反应，比如钻桌、钻到洗手间、夺门而逃等等，其他小学生透过玻璃门观看屋内学生的动作。这让原本充满恐怖的地震逃生，完全成为一种寓教于乐的游戏。
据了解，这种小学生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地震应对训练，是日本法律强制规定的必修课。法律也为整体国民规定了不少必修课。例如，日本每年都举行的各种各样的防灾演习。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在每年9月1日举行的关东大地震纪念日和防灾日。每年这一天，日本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规模和形式的防灾训练演习，上至内阁总理和各部大臣，下到各级行政长官和平民百姓，都有义务参加防灾训练，每年参加在防灾日举行防灾训练的市民都以百万人次计。
日本西原环境技术株式会社的高级工程师、中国办事处主任张坚告诉记者，每逢“9·１”大演习，除了政府主办的演练外，各公司也都各自组织人员演练撤离，他在东京生活、工作过16年，参加过一次，至于演练费用，均由各公司自己负担。
当记者问及这种由公司自己出钱进行的演练是否也是国家法律规定时，张坚说并不清楚，但他说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在组织和参加演练的热情一点都不比那些“官办”的差 。而记者在采访期间，许多日本友人和专家在介绍公众防震抗震措施时，都经常记不清哪些是法律的强制规定。
但这种对法律的淡忘显然并非坏事，这似乎表明，日本国民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地震的工作，不仅已由“人治”发展为了“法治”，而且已经进入“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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