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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经济学技术文献表明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冲销式干预已被证实无力缓解汇率震荡或扭转汇率走势。这种失败可能是导致美国和欧洲直接干预汇市行为日渐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东亚三经济体———日本、中国、韩国，政府却几乎每天都在干预外汇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干预，日本和韩国在抑制日元和韩元对美元波动方面确实取得了部分成
功，中国对美元的汇率也基本保持稳定，而与此同时，欧元兑美元汇率却出现了较大的上浮。由于美元兑欧元贬值意味着日中欧韩货币的贬值，日中韩产品的欧元价格也相应下落，导致了出口大幅上升，结果之一就是日中韩三国新的外汇储备纪录。这些储备中的大部分又转为美国国债，填补了美国日益膨胀的财政和贸易赤字。
可能由于外汇干预在美国和欧洲已是遥远的回忆，日中韩三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文化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去甚远，因此，在国际传媒和商业界存在着一些关于亚洲外汇政策的误解。我们试图指出我们所观察到的关于日中韩外汇市场干预的三个迷思。
迷思一：日、中、韩由于重商主义而干预汇市
在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下，人们认为，贸易赤字引起的资金外流会引起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又往往伴随经济萎缩，所以贸易盈余总是优于赤字。重商主义正是源于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法定纸币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贸易一体化进程逐步加速。即使如此，日中韩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仍然普遍倾向于贸易顺差而不是逆差。但与古典重商主义不同，日中韩外汇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贸易盈余。
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如此（可能也令人困惑）。我们认为中国不应被冠以追求重商主义外汇政策之名。诚然，美国是中国所有贸易伙伴中双边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的整体贸易状况正变得越来越平衡，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幅萎缩。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中国更有可能经历贸易逆差，而非顺差。事实上，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即使如此，中国仍然明确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坚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韩国从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漫长的贸易逆差期，主要原因是其在经济迅速扩张过程中对资本和中间产品的进口。1997～199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扭转。随着韩国痛苦地转向国内需求，积累外汇储备成为近期的首要任务。然而，我们认为重商主义并不能准确描述韩国政府的立场。（待续）（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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