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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上
——庆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
诺贝尔奖得主系列演讲
时间：2004年6月21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四季厅
陈平：谢谢福格尔教授。您的讲演非常赋予启迪，您提出现在的GDP的衡量仅仅衡量了投入，而不是有效衡量了产出，只衡量了数量，而没有有效衡量质量。而且你的讲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科学上的教育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说仍然具有相关性。虽然我们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进行经济学的教育，但是我严重关注研究的独立性仍然是滞后的，相信我的同事和在座的同学们都会认为，我们今后两代人的任务都将要克服这种缺陷，肩负着重担。
我要问您两个问题，您刚才谈到的问题，与另外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相关的。刚才您谈到了需求的饱和，对于消费品，包括对耐用消费品的饱和，带来了对于非实物商品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但是，您暗示对于现在经济教条的出发点就是功用理论、效用理论，所以我想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对于边缘革命，以及对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要进行一个革命性的重塑。我想到了K的一个讲座，他也讲到衡量GDP的办法是不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城市化的成本是非常之大，而且在GDP中没有得到衡量。而且我们过去认为社会进步是一种渐进性的过程，是经济上的新陈代谢，但是如果我们只计算GDP的话，我们是意识不到整个社会上的科学、科技的质的变化。我知道您也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我想知道您的结论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作为一个总结，您能否提出一个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的指数。您如何在您的经济衡量当中对各个因素给予加权，因为您是经济学史上量化的先驱。另一个学者提出，当您的自由度越大，你发展的机遇就越大。但是我的关注是，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选择太少和选择太多之间必须有一个权衡，比如说在美国的小学教育当中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在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之间得到一个平衡，从而达到您理想的生活质量状况的话，您是否在暗示我们并不是有一个最优化的自由，而是得到一个有恰当比例的自由。如何在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认为您的讲演是非常精彩的。您启发了我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听听您对我这个观点的回应。
罗伯特·福格尔：我的第一个反应，我对于您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有很多同感，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比如我刚才谈到了对卫生保健产出如何做一个衡量，当然可以从全球的角度做一个衡量，但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做一个衡量。你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可以提出一个卫生保健部门产出的修正系数。你必须要考虑每一种疾病的情况，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每一种疾病都有了相应的研究。比如说，冠心病研究和冠心病治疗的质量提高方面都做了很多的研究。但如果要对每一种疾病作出研究，我们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在GDP得到一个系数。我只能提供一个最粗略的估量，但大家对我怎么算出来的不感兴趣。我们做一个精确的推算，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美国是否愿意让我花相当大的时间做一个GDP的修正。但如果说要对GDP做一个重新的修正，在美国作出DGP重新的修正之前，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的预算规模要比现有的更大。
谈到选择太少和选择太多之间的平衡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是个人的选择，不是决策者的选择，很多的选择都是由技术来驱动的，因为技术带来了一些新机遇。30年前，甚至在做梦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对动物进行克隆，更没有想到可以对人类进行克隆，创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有一个疯狂的医生，可以把人体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场电影。现在，我们对于各种人体器官的技术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干细胞研究的时代。所以，技术的结果不仅仅是由决策者来决定的，而且是由科学研究的机遇来决定的，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如何把科学上的发现转化成现实可用的工具。
陈平：有经济学家曾经提到过GDP的衡量中没有计算城市化的成本。
罗伯特·福格尔：对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工业化的成本绝对是高昂的，每一个国家从主导的农业国家变成主导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对于人民来说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任何一个巨大的变革都带来了胜者和输家。输家代表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比如美国在19世纪后50年带来了两次接近革命性的剧变，一次是在铁路行业、一次是钢铁行业。由于社会出现了现代化的动荡，由于工人对新技术的抵制，联邦政府不得不用军队来予以干预。所以经济增长是有着巨大的成本。我们继续在欢呼经济增长，因为在经济增长中胜者的数量超过了输家。而且我们认为这代人的平均寿命比1900年那代人的寿命高出一倍，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政治家最后要作出一个决策，让有关国家如何做出艰难的抉择？我年轻的时候对政治家是充满批评的。今天我知道，在这么多选择之中作出平衡是非常艰难的。大学也是一样，在这种资源分配方面，大学也要作出非常艰难的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点。有一次，我问前任院长，能不能让学校的领导同时也来做研究？但是我前任院长说每一个州的行政工作就要进行40多个小时，如果你每周工作60小时，还有20小时可以做一些研究。我和各个系主任开了一次会，在40个小时行政管理工作，就足够让这些系主任精疲力尽，而没有任何时间做其他的工作。希望这些系主任能够成为良好的管理者的话，他们必须要牺牲自己的研究工作。当然是有成本的，但是它的益处也没有得到衡量，最后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很多成本是被低估了，没有在GDP中得到恰当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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