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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中国
许知远
“企业家”这个词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审美疲劳。大约两周前，我站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沙漠内一个名叫月亮湖的绿洲中。在那个造价超过1亿元的度假村中，超过100名中国企业
家努力向当地政府与在场的媒体表明，他们将致力于改善该地区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倾向，他们成立了一家SEE生态协会，并捐助了超过400万元的基金。
那真是一个有趣的场面。与会者是今日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群体，在一个过分推崇物质力量的社会，企业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与英雄，而他们所谈论的则是最时髦的话题——环境保护。在我们的时代，环境问题已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没人敢对它提出任何轻微的质疑。这种结合最终使这一场面变成了一桩大肆张扬的“环保事件”，变成了又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典案例。
但自始至终，我被一种轻浮感包围着。我对于他们绝无成见，其中的一些人是我相当好的朋友，我也相信他们是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相当诚实，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于环保所知甚少。
是什么原因令我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本能性的抵触情绪？他们被谈论得过多了。这个群体被赋予了他们不该有的意义，杰出的商业作家吴晓波在他最近的新书《被夸大的使命》中说：“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的确，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潮流，在多年的物质匮乏之后，中国人对于财富产生了罕见的饥渴感，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充满羡慕与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大学生、娱乐明星之后，企业家成为了新的风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认，张朝阳、王石们在90年代末期拥有的影响力，与朦胧诗人在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类似。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竞争被粗暴地解释为企业的竞争，而企业家则成为这一新的战场的领导性人物。甚至于通过2001年的“七一讲话”，他们还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味道，他们被视作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新生力量。
正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被过度诠释之感。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德天才性地将企业家视作经济发展之源，他们是现在经济社会的英雄，他们精明、雄心勃勃、无所畏惧、有远见。但简单地将这种描述平移到中国语境内却行不通。在这个只拥有20年商业传统的社会中，他们被突然推到了前台。一直以来他们为自己的生存疲于奔命，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充满机遇，如果运气得当，或是胆量足够大，他们会获得超出自己意料的成功。但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之处，他们尚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哲学，更没有传统可以承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社会事物进行发言。如果你试着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言语乏味，见识平常。对于这一点，张朝阳相当诚实地说：“我刚刚摆脱生存的压力，或许再过上几年，我才会思考更长远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供职于这家商业报纸。我已经受够了在每一次论坛上都见到的那些熟悉的面孔，他们的思考与谈话能力很少给人以新意，我也受够了我的同行们对于企业家们事无巨细的报道，拼命地为他们的行为寻找更深的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够引导与表明这种变化的绝非是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是知识分子与实业家的结合体，他们拥有前者的思维与后者的实践能力。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是：“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这听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感慨吗？或许是的，但我想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意思。让我们跳出那个故步自封的小圈子，将触角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真的试图承担熊彼德所描述的使命，他们决不能只谈论自己，我们也决不能只谈论他们。他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成功的偶然性，而我们则要祛除那深入骨髓的轻浮的时髦心态。
(作者新书《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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