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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
我们对自身的看法已经过时了。
2004年5月23日，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在一场屋顶坍塌事故中死亡的四人中，就有两名中国人，遇难者来自北京马仕商贸有限公司代表团，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销售来自
墨西哥的“科罗娜”啤酒。
枯燥的经济数据可以部分说明正在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但有时换一个角度，比如说，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待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你会得到更具体的印象。
2004年5月3日，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发生的一起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乘客全是中国工程人员；4月中旬，在伊拉克一周内被当地武装组织绑架的80多名外国人中，有七名中国非法劳工；3月14日，两名天津华北建设工程公司的中国工人在苏丹西部被当地反政府武装人员绑架；3月16日，在土耳其北部的库鲁兹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遇难的五名矿工全是中煤第一建筑公司的职工，另有两名中国同事受伤；在日本，自1991年到2002年间，针对非法滞留的外国人的绑架勒索事件共29起，其中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有27起。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发生了灾难，我们都会立即询问：“有没有中国人？”
不幸事件引起关注是因为它们过于醒目，你可以孤立地看待它们，对中国外交部提出保护其海外公民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这些事件与中国人在海外不太醒目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意识到，中国人正在悄悄到达世界最繁华的中心和最偏远的角落，成为全球化市场(而不是全球文化)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无辜的“经济人”，或者“经济动物”，他们很容易成为不法组织的靶子。
今天，一个出国访问的中国官员、商人或者记者经常会遇到热情的当地政府或者商业机构的迎接，因为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德英法之后的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到达全球160个国家。5月26日，商业部副部长张志刚在本周于北京召开的一个国际论坛上给出了如上数字，并指出，中国将大幅度增大海外投资，在能源、农业、科技、劳工和服务领域签订海外项目和加强海外合作。一个管理和服务于海外经济合作的体系，包括完善的法律、方便的政策和灵敏的信息体系将被建立起来。商业部部长助理王军则建议对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予以支持——这已经是个紧迫的问题。
中国人提供数量惊人、物(人)美价廉的产品和劳动力，参与世界能源的角逐，占据美国的彩电市场，将公司送往纽约证券交易市场接受审核，在匈牙利模仿当地企业建厂并将被模仿者挤垮，在东欧搭起堆得满坑满谷的跳蚤市场，在伦敦和巴黎开设分支机构，作为非法劳工在新加坡默默地接受鞭刑，在澳大利亚购买农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如此醒目、无所不在，作为个人却如此面目不清、令人难以发觉。我们甚至不太情愿承认自己拥有海外利益，因为这个词汇被错误地仅仅与霸权联系在一起，很容易遭到地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敌视，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现状。
我们本来指望重复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道路。那时，“刚刚放出囚笼般的小岛……屁股上各背一个相机”的日本游客和来自日本的廉价仿制品一度遭到欧美精英的嘲笑。直到有一天，理光相机在一次欧洲的专业测试中被证明为性能最优越的相机——超过所有的欧美货。再往后，他们“酷毙”了的动画片和电子游戏征服了大洋彼岸的下一代。日本的形象是从令人尊敬的产品中建立起来，并且在动画片中变得清晰的，这是一个相当平静的过程。
但是，我们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如此庞大，人民求生存和发展的热情如此充沛，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再能够施行隐身术，伴随对中国成就的举世赞赏，怀疑和敌视也在所难免。与日本不同，我们的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是与无可匹敌的人口外流同步的，我们不仅需要提高中国货的质量，还要保证从海外商人、学生到劳工的安全和利益。我国的海外事务已经与国内事务紧密交缠、难分彼此；我们对自己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和日渐醒目的海外形象却还有些不知所措。当回良玉副总理在上海的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捐资2000万美元设立“中国扶贫和区域合作特别基金”时，我们确实在“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这个形象上添了一笔。然而，在争取各国信任和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之间如何找到一个明确的立足点，如何通过法律、政策、政府公关、国际合作、艺术文化品输出等方面塑造中国的“软力量”，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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