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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行为经济学发难的着力点。
人们只要翻开一本经济学专著，就会知道经济学是多么的艰涩乏味。繁杂的方程式爬满了整个纸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平时容易犯错误的、慷慨大方的男男女女到了经济学家的世界里，摇身一变竟成了冷酷抠门、理性十足的“代理人”和“委托人”。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宁愿采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框架，来描绘这个鲜活的人类世界，尽管他们所描绘的人类世界干瘪而枯燥。很明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省略了真实世界的诸多细节—这也是遭人诟病的地方，但这种方式的确很有力度，使经济理论富有很大的灵活性，数学技巧的威力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从一开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把人们假设是理性的，这从根本上把人们描述为喜好始终如一，乃至人们的选择也是始终如一的。这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才可以推演出大量的理论框架和政策组合。他们通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最好的政策组合是自由主义路线——自由贸易、有限政府、低税率。
多年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建立了恢宏的理论大厦，但其微观基础以及由此推演出的政策处方，一直遭到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的质疑。如今，这些经济学家的努力似乎从美国大学校园获得了一股新的动力，而美国大学校园一直是大学生第一次接触“经济人”理念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这些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成果，相对于他们远大的抱负，还非常有限——尽管有朝一日，他们的方法会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经济学的基础。最具震撼力的行动发生在哈佛大学，这所大学的经济系也是美国最大、最具影响的。哈佛大学为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开辟了一个新的替代课程。这门替代课程就是行为经济学。开设这门课程的原因是行为经济学的迅速崛起。
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图斯基共同创立的。丹尼尔·卡尼曼由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正是运用心理学的一系列试验，试图推翻有关“经济人”理性的假设。这些经济学家非常看重这些心理实验，从而用不同的方法去验证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误判风险的。
行为经济学是一块令人向往的领地，它正试图颠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与正统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反，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人们可能会规避微不足道的风险，但有时也会进行一些接近疯狂的赌博。尽管人们预期有一个相当长的寿命，并有意为未来而攒钱，但实际上却做不到。人们总是必须比照“效用”——这一经济学家行话中“幸福”的代名词——最大化的原则来安排自己的开支，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能总是这样行事。人们甚至对如何获得幸福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人们也不是完全自私的。父母愿意为了孩子而奉献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人们还会为慈善基金、教会、寺庙以及街头乞丐捐款或施舍，却不需要获得什么明确的回报。这些观念对经济政策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这些观念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当人们不再计较他们愿意花在一磅黄油或理发上的钱的时候，当人们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涨是跌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诸如需求和供给曲线等基础性分析工具将失去意义。而需求和供给曲线通常表示，在给定价格下，人们所愿意提供的供给和所需求的数量。在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基础上，人们对有关政策处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经济计量，例如考察增加税收或加征关税所带来的成本。通过这些经济计量分析，人们由此推演出政策组合。这些常规处理方法受到了行为经济学的挑战。
非主流经济学家由此同主流经济学家，就广泛的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例如，人们为学校捐款，主要是因为人们知道，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而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自由贸易仰仗于许多人从低进口关税中获得的利益，而没有考虑进口对本国相关竞争行业所造成的危害，如本国工作岗位的丧失。如果这些事情无法加以精确的计算，甚至不能从理论上梳理清楚，政策出台的基本原理将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哈佛的教授宁愿希望自己的学生，去读一读有关美国南部地区纺织工人痛苦生活的报道，也不愿他们采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来详细研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贸易协定的净收益。美国南部地区的那些工人就是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而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是不是“经济人”假说注定要被推翻？现在还不至于。尽管人们有时会犯一些错误，无法按理性行事，但这些错误还不足以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模型的障碍。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前所指出的，只要假定人们的行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就足够了。并且人们所犯的错误可能被冲刷掉，例如有些人很少存钱，但另一些人可能存很多的钱。供给需求曲线仍然是有价值的工具。
非主流经济学家也可以获得尊重，他们敢于给学生提供新的理论洞见，这是值得大加赞赏的。目前，行为经济学还扮演着正统经济学面前的“批评者”角色，如何转变角色，成为经济学的“建设者”是摆在行为经济学的课题。今天，虽然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接受程度已大大上升，但它必须推出一套建设性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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