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转型已经完成

　　本报记者 覃里雯 捷克布拉格报道

　　《经济观察报》：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金融体制改革，今天，捷克国家银行与捷克财政部的关系是什么？它在捷克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起到什么作用？

　　图马：捷克国家银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于真空之中，它 仍是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工作目标非常单一，就是保证物价稳定，而政府部门则需要负责广泛的领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必须经常与政府，尤其是财政部沟通。我们为政府提供一些银行服务，并为财政部提供任何财政问题方面的建议，比如国内债券发行。

　　我还有权作为顾问参加与国家银行或者捷克的金融体系相关的政府会议，财政部长也可以参加与金融体系相关的国家银行董事会议，但是他不能参与决策投票。

　　这样的合作是非常正确的。国家银行在捷克的银行体系中的作用，一个就是监督所有捷克境内的银行。我们可以要求任何一家捷克境内的银行提供任何该银行的资料和信息，可以惩罚那些不遵纪守法的银行。

　　捷克的金融体制改革，包括银行体制改革，乃是捷克其他领域改革政策的折射，而不是直接与银行领域相关。比如，最开始的时候政府决定不要将银行私有化，而是选择个别企业进行私有化，这就会使银行体系的问题复杂化。

　　捷克和波兰的银行体制改革付出了不少代价，就像工业领域的失败会带来高失业率、收入减少等等。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改革是相当顺利平和的，但是银行负担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因此受损颇深。90年代后半期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将银行私有化，现在，银行体系正常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我们的转型已经完成，银行体制已经可与欧洲联盟各国的银行体制并驾齐驱。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加入欧盟对捷克的银行体系来说毫无直接影响？

　　图马：毫无直接影响。也许只有一些小影响，比如捷克国家银行不再能够垄断本国的银行许可证发放。(有人指责捷克国家银行在发放许可证方面的规定过于僵死，限制了捷克银行业的生机——编者注)

　　让我这么说，当我说加入欧盟对捷克的银行体系毫无直接影响，我指的是在竞争体制和银行领域方面没有根本影响。

　　当然，在银行法规方面会有一些改动，其中就包括你提到的这个“单一护照”问题。也就是说，一家银行可以在奥地利获得银行经营许可证，然后拿着这个许可证来捷克开银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家银行在捷克申请到我们批发的经营许可证，它也可以在其他欧盟国家开银行。这不是小改变，但是不会导致多大的变化结果。因为银行领域的结构、此地的生意状况和已有的激烈竞争已经不容其他银行轻易参与游戏。许可证发放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加入欧盟是否会迫使捷克国家银行改变某些作用和角色？

　　图马：如果让我带点挑衅的口气说话，那么我会说，加入欧盟不会带来捷克国家银行的任何改变。这是因为欧洲一体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5月1日加入欧盟的仪式只不过是个政治里程碑，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已是欧盟的一部分——捷克70%的出口贸易去往欧盟，捷克80%的投资来自欧盟。

　　最大的直接影响不是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国家银行仍然执行它负责物价稳定和监督银行的职责。不过，我们根据国际标准制定了新的银行监督规则，这大概是往后5年内最大的挑战。

　　另一个5年挑战就是接受欧元。但这主要是国内经济政策的挑战，而非仅仅对金融政策的挑战。有时我觉得欧盟成员国身份和单一货币的作用被夸大了，它们并不是经济生活的万灵药。首先，一个国家必须有经济政策，人民必须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国家才能有竞争力。加入欧盟可能对法律体制有所助益，对经济增长有一点作用，但这(增长)并不是加入欧盟理所当然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过去10来年内的银行体制改革遵循的是什么理念？当时是否有可模仿的模式？

　　图马：哦，当时根本没有模式，这就是部分问题所在。(笑)

　　今天回顾起来，那是个复杂的过程。很明显，最初的主流意见是银行应该为转型提供资助，不管风险有多大。其结果，在我看来，银行监督和管理的问题被低估了，造成了整个银行领域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理念，是错误的理念。

　　这是个边做边学的过程，而不是坐下来把战略写在纸上予以执行的过程。决策者、专家学者、意见领袖都参与了……我们学到了一些教训，比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控制价格；其次，不能限制外资的进入——有人曾经担心有钱的外国人会在收购中大占便宜。这是个很好的经历，我们看到，要经营一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你不能没有资本。我们还缺乏足够的银行专家和相关人才，最后，80%到90%的银行现在在外国公司手里。改革经验证明，我们不得不走这条路，我们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今天，50%的GDP是外资主导的公司创造的。这很好地营造了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我并不在乎是谁创造的，捷克的还是荷兰的。

　　另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能低估风险。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着重为市场经济立法和建立机构框架，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所以，健全的机制、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放开价格管制、私有化、支付体系自由化，这些是我们总结到的经验，但这是事后诸葛亮的经验。(笑)

　　《经济观察报》：外资大量涌入银行业是否曾被认为是可能的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图马：我刚才说了，我不在乎是捷克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们是私人资本，都会一样办事。捷克人要是不能在捷克赚钱，他们也会把钱投到国外去。

　　《经济观察报》：有学者将捷克转型之后的财政政策分为两个阶段，1993年到1998年，财政政策致力于减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且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1998年之后反过来，变成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图马：我不敢肯定，这是一种可能的分界方式，但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泾渭分明。直到1997年和1998年，政府确实曾经遵守这样的原则：财政应当更为平衡，应当保持低赤字，政府通过财政支出重新分配产出的作用应当被限制。但是，转型过程造成了一些损失，有些金融机构的损失应当由政府部分负责，但是却没有包括在财政支出中。也就是说，一些隐形的损失并没有体现在政府财政支出里。

　　1998年发生了两件事。首先，即使去除掉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转型损耗，我们仍发现财政赤字状况开始恶化。这导致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作用的扩张，更多的强制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失业保险等等)；其次，政府决定将公共支出领域透明化，这就使一些转型过程中的隐形损失显露出来。结果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政府作用加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