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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除了(1989年至1993年)在印度商务部工作的这段时间之外，我经常访问中国，我刚刚从北京和上海回来。我意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是蔚为壮观的，而我在对中国的较早访问中却没有发现这些。我已经非常羡慕中国，但我此次的所见所闻更令人难以相信。
人们经常质疑中国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中国各地之间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一直受到
人们的关注。但即使是最贫困的省份也实现了增长。
还应指出的是，中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实行共产党统治，而印度人民或许应该感到幸福，因为他们享有民主权利。但是，中国只有不到8000万人一贫如洗，而我们却有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上海看上去像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城市，而北京则很像汉城。毕竟，它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使人民感到高兴。
印度和中国在1979年还十分相似。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种相似性消失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经济因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早在1978年就开始进行改革。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直接投资。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是一场轰轰烈烈、毅然决然的农业改革。我要说的是两个额外因素：一个是改革的内源性，另一个是在改革之初对基础设施问题的解决。
谋求变革的国内力量引发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印度则从外部力量获得改革的推动力。我们无法找到一位完全是印度自己培养的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印度所有的改革设计师都是外国培养的。在中国，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成果，而这个团队中的主要成员无一例外都不是外国培养的经济学家。中国决定根据实用主义，而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的建议，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分散到地方，并使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但是，中国欢迎世界银行为增强其培训机构而提出建议。
我对中国入境口岸的公路、港口、公共汽车、旅行车和商业活动同样印象深刻。由于非典，在上海，我在拿到登机牌之前的确必须测量体温，但这只用了1秒钟时间，因为它是通过电子仪器进行的。机场所有的标志都非常清楚，而且下面还有一个合理的指示。这些小事反映出中国是一个希望向前发展的、秩序井然的国家。我们绝对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来源：印度《金融快报》 作者：贾扬塔罗伊
注：作者为印度商务部前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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