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对保护主义说不

　　国际金融报记者 苏蔓薏 发自上海

　　历史表明，充分地融入全球经济才是对我们的经济最有利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让我们的人民从中受益，创造这种机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让我们社会中的成员得到良好的教育和不断的培训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近日在国会作证时警告国会不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限制企业“外包”，阻止白领职位流入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格林斯潘称，国会应该致力于改善美国的教育体系，并进一步向国内外开放市场。他在演讲中说：

　　长久以来，美国经济的特征就是商人富有企业家精神，劳动力技术水准高，以及公司和劳动者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都持开放态度，这些特征使得我们拥有相对于我们的人口来说很高的生活水平。

　　但在这种富足下，压力和焦虑也随之而来，一个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担心是，由于公司不断提高生产率并降低劳动力成本，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岗位，而这些岗位都跑到了亚洲和拉丁美洲。

　　最近，更有人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包，特别是向印度和中国寻求外包，待遇较好的白领也正在失去岗位。这些工作集中在服务业，原来都还被认为是比较安全而稳定的工作，可以不像制造业那样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许多美国人对业务和岗位外流深感不安，因为这可能关系到每一个美国人的就业状况和生活水平。将近200万劳动人口曾经失业超过6个月，工作确实存在不稳定性。

　　这个问题既重要也敏感，它关系到国家长远的富足程度，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当前福利。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学家总是主张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最终会让人受益的观点，而那些可能因为这种开放而受压的人则对此持反对意见，消除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历史表明，充分地融入全球经济才是对我们的经济最有利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让我们的人民从中受益，创造这种机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让我们社会中的成员得到良好的教育和不断的培训。这种提法并不是新的，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我们一直追随着这个战略并获得成功，现在我们需要对此注入新的承诺。在过去几代美国人经历的经济变化过程中，高级技术工作并没有净流出到其他国家，自从二战结束，美国失业率平均在6%不到，2000年降到4%以下。

　　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经济进程的形式、本质和复杂性。为了顺利解决这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我们劳动大军的技能必须变得越来越高。在上世纪50年代，人们在学校里呆的时间，一个衡量技能的大概指标，平均为9.25年，50年后的今天，人们要在学校里平均呆上12年多。

　　在过去20年中，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超过了平均水平，而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低于平均水平，甚至几乎没有增长，这表明，我们缺少高技术的劳动者，而不缺少低技术的劳动者。

　　我承认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在压力不那么大、竞争性也不那么强的环境中工作，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又总是希望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正是我们目前充满竞争的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特征。如果商家不去寻求能提供价格和质量都有竞争力商品的供应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们就会失去顾客。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工作被转移到了当时工资水平较低的日本，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工作被转移到了墨西哥，现在，又到了中国。如今日本早已不是低劳动力成本的地方，而墨西哥也开始抱怨工作跑到中国去了。

　　面对这种压力，新一轮保护主义措施又抬头了，这些措施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些措施不能创造出新的职位，而如果外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终还是肯定要失去职位，除了加强教育，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放我们的市场，让我们的劳动力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

　　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竖起对外贸易的壁垒，甚至不鼓励那些会削减掉职位的创新举动，这样，竞争的脚步肯定会放慢，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会有所缓解，但这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水平很快会停止增长，还可能会有所下降，以往经验表明，如果只是想维持目前较为舒适的状态，而不是向更高水平努力，其结果就肯定是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