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驱动银行业变法

　　美国金融界种种法规的出台与改革，几乎都是某种被动式的反作用结果，即为环境变化所迫

　　卢菁 骆宁/文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美国金融界几十年来法规条例的重大修改与改革时，首先要从银 行业开始。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蕴藏在银行业转型之下的巨大动力可以大概划分为三大因素：

　　●技术创新；

　　●国际化竞争环境；

　　●宏观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动荡变迁。

　　技术创新

　　新技术革新是驱动金融市场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中心驱动力。新技术大大降低了金融数据采集、信息处理与传输的费用；同时，技术创新也有效地拓展了金融服务领域，使得一些曾经因为过于昂贵或太复杂而无从实现的服务得以实施。例如，利用金融衍生物或定量分析技术推行风险管理等。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也令政策制定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尽快跟上新科技发展并及时修改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与法规。1994年出台的《里格-尼尔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1996年制定的《巴塞尔修正协议I》以及2004年即将推出的“巴塞尔协议II”，都堪称是对金融监管体制实施有效改革的例证。

　　技术创新不仅直接改变了银行本身的传统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非银行金融业“入侵”银行传统业务领域的迂回方式，使银行及其监管体系不得不被迫改制变法。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证券市场的效率大大提高，真正开始成为可以直接为大众服务的产业。大众服务业的关键是薄利多销，而这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数据处理能力和通讯渠道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75年，SEC在影响力日增的机构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废除了华尔街自始以来的老规矩——固定经纪手续费。证券业本来受到的监管就比银行业少，这样一来更是如虎添翼。其实，在开发面对消费者的产品服务上，例如MMMF、个人投资等等，技术创新给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都开辟了新商机。但改革在前的证券业，能更充分地利用技术创新带来的变革力量，在侵蚀传统银行业务领域方面占足了先机。由此而给银行业和银行监管带来的巨大压力，是迫使银行业和银行监管当局下决心改制变法的关键因素之一。

　　降低信息成本与减少制造壁垒，使得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非银行机构开始进入传统的曾经为银行独霸的领域，如银行债务活动上的收取存款，或银行资产增值活动中的发放贷款等。

　　在储蓄存款方面，银行开始面临来自货币市场上的共同基金、经纪人保证金存款、现金管理账户等其它金融机构日益增加的产品竞争威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可以提供同样的流动性以及方便的接入，特别是它的回报率相比银行的利率更具有竞争性，对于银行的储蓄账户来说，这些新增的投资选择无疑为他们开辟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之路。同时，证券经纪人的现金管理账户还具有支票账户的作用，可以为用户提供开写支票及其它相关业务服务。

　　再从银行资产角度来看，银行开始面对来自商业票据、资产证券化以及全国性信用卡吸引银行客户的强力威胁。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银行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银行企业不惜花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全力拓展具有潜质的服务，包括交易、风险管理，以及投资银行活动等等。

　　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也向政府的职能部门提出了挑战。管理者与立法者必须从多种混浊的形式中辨别确切的金融体系，并且明确知道应该对谁实施何种必要的限制与监控管理。

　　国际竞争

　　促使美国银行企业加快转型的另一大重要驱动力是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

　　受到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助推以及日趋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大型本土银行企业大力向外扩张延伸，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1990年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综合经济的进程大大加快，但是由于国际上不同地区的银行受制于不同区域或国家的法规限制，从而使美国银行感到现有的法律与条例大大地束缚了其手脚，致使本地银行无法面对并抗衡外来者的竞争威胁。

　　比如，当美国银行界正在受制于本地银行不得参与外州银行业务的隔离限制，同时也被禁止实施债券业务时，那些新登陆美国的外国银行企业，比如德国或日本的银行，却不受此限制，从而快速站稳了脚跟并夺取了本地银行的业务地盘。美国银行企业认为，这些限制甚至剥夺了美国本土银行加快多元化与获取竞争优势的机会。因此，业界呼吁美国政府迅速为企业松绑，并因此引发了对若干法规条例的修改与重新制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辨别政策改革的优劣。

　　国际竞争也在召唤着国际化的金融法规，设立国际化金融领域游戏规则与标准，同时保护跨国法规的仲裁。近些年制定的巴塞尔协议，就是为建立起国际化银行交易准则而作。

　　宏观经济和社会大环境变迁

　　大多数行业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很敏感。银行也不例外，而且更为敏感。自1970年以来，两方面因素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银行业的改革与转型：

　　●首先是发源于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下降，并在1970年代末达到顶点的那场财政与货币大危机。

　　当时高达20%的通货膨胀，对于一个拉丁美洲的人来说也许是温和的，但对于自从二战之后只习惯于低通胀及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代美国人来说，这样的高额通胀率深深伤害了此前他们对经济前景一向持有的乐观和信心。加上美国总统卡特弱势领导班子高喊与大通胀作战的口号而未能实施任何有效的治理良策，迫使美国公众终于在冷汗中警醒，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即只有依靠自己去寻找能保住他们一生储蓄的价值的避难所。

　　高额通胀首先是大大降低了人们到银行存款的积极性，因为美国银行的利率值受到“Q条款”的封顶限制。所谓的“Q条款”来自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其目的在于“限制银行间的竞争，并强化银行功能”。然而，低存款利息额的限制，让高通胀侵蚀了许多存款人的个人回报，因而迫使大量的资金持有者开始寻找其它的投资媒介，比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前景难以预测的高额通货膨胀的现实，也凸显了股票等资产净值投资对于长期家庭财务投资组合计划的好处。更多的人将投资眼光转向稳定的新净值控股媒介，比如养老金与共同基金等。

　　尽管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恶性的通胀乃至滞胀终于在美联储严厉控制货币投放和不惜采用高达两位数的利率这两手严打之下被煞住，但它已经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理财观念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正如大萧条曾在二战一代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大通胀的恐慌则定型了婴儿潮一代人的心灵。他们转变甚至抛弃了传统的理财观念，积极主动地寻找各种投资工具，来最有效地保住并增加其所持货币与投资价值，从而也加剧了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竞争。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兰克林·埃德伍德指出，1980年代对于金融市场变迁就像二战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二战及二战后的劳动力紧缺，使得妇女成了主要劳力，从而触发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社会转型，并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大通胀”过去了，但是它唤醒并教育了人们，其教训与影响持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形成了一个自那时以来各种金融市场及其监管体制演变的新思维模式。

　　●促成金融新范式的另一个更为渐进却也更为经久持续的要素是宏观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组成日趋老龄化。

　　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近30年来所共同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社会问题。对于美国特定的国情来说，人口老龄化使1930年代“新政”时期建立的社会安全系统(Social Security System)的“边付边用”(pay as you go)体系越来越入不敷出。社会安全系统牵涉到的各种利益，使它的根本改革几乎成为不可能。于是，国会四处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比如个人退休账户，个人养老金基金计划(比如401K)，政府实行税收激励计划，鼓励公众依靠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保障未来。

　　政府通过税制奖励投资养老的措施非常奏效，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在退休基金与教育基金上投资，通过共同基金或其它的投资方式正在逐步取代银行的储蓄，并成为许多家庭目前的主要投资目标。

　　退休基金近30年来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份量和影响力大大增加，是推动1975年证券佣金开放等一系列改革的重要动力。改革搞活了证券市场，并对银行市场形成渗透、围攻之势，又成为银行变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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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融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与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又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并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