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部分经典金融创新之二

可转让存单金融创新的里程碑 邓忆平 姚德良/文 可转让存单的始作俑者是美国花旗银行。它是指存款人在储蓄机构存入一笔固定数额的货币，按与银行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存款方式。可转让存单的期限，表面上和定期储蓄一样，不提前支取，也不分段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逾期息。但由于可转让存单是不记名、可以转让的，因此当存款人希望套现时，可以随时通过市场将其转让出售。 可转让存单是突破著名的“Q条款”、规避存款利率限制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它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财源外流 二战后，世界经济逐步发展并繁荣起来。到了1950年代末期，随着在美国援助下的欧洲重建、海外的商业投资及海外贷款的发展，加之美国自身经济的增长，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利率也因此不断攀升。但这对美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却不是福音。 由于有《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中“Q条款”的规定，美国各商业银行、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的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利率不能突破联邦储备银行规定的上限。而当市场利率突破此上限时，原本存在银行的资金，会被那些能支付较高利率的金融产品诱惑到国债和股票市场。这让银行万分沮丧，因为眼看着市场资金总量在增长，银行的存款却无可救药地下滑。据统计，从1959年～1960年，仅纽约市的商业银行就损失了近10亿美元的存款。 活期存款减少，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按法律规定，美国的商业银行把客户的账户分为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结算账户），并且不对支票账户支付利息。按以往银行与客户的绅士协定，客户在得到关系银行贷款后，会将其未偿贷款额约20%的部分以活期方式留在账户里。这样，银行实际上又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牟利。但到1950年代末期，在经济利益的巨大刺激下，“绅士们”无法不动心了。各大公司的财务主管将这种“闲散资金”越来越多地投资到其它市场以获取利息，这便加剧了银行存款的下滑。 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机会，商业银行需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来维持给它们带来滚滚财源的贷款。此时，规避存款利率限制已经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新型支票存款”便由此应运而生。 当时法律规定，银行对单个客户贷款不能超过资本的10%，而存款不足，也使得银行开始无法满足工业企业日益扩大的贷款需求。更糟糕的是，银行的跨地区经营也受到严格限制。例如，纽约市的各银行只能在5个市区经营存款业务，连到纽约州的其它各县开设分行都不允许。这使得它们一方面不得不“屈尊”开始重视吸收本地区小客户的存款，另一方面也把目光转向境外市场，并尝试采用金融创新手段以寻求突破制约。 当时，纽约以外的银行早已开设“有息不可转让定期存款”业务，而纽约的银行仍在实行无息补偿性存款余额政策。这种落后传统也是纽约市银行存款额出现下降的原因之一。 为了生存而创新 对于创新和拓展新业务，花旗银行总是喜欢走在前面。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瑞斯顿认为：“生存是人的本能，要生存就必须作出一定的努力。”在当时的花旗看来，它们也的确走到了生死线的边缘。为了规避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重新拉回失去的顾客和资金，针对定期存款在金额方面的无限制和在流动方面被限制的状况，在当时担任执行副总裁的瑞斯顿的带领下，花旗银行创造了可转让存单这一里程碑式的金融产品。 可转让存单的最初发行并不顺利。1960年8月，花旗银行悄悄地向海外客户发行了可转让存单，但很快便发现，要使它真正运作起来，还必须有对存单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花旗选择了专门处理美国政府债券的贴现公司合作，并在瑞斯顿的劝说下破例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向其贷款1000万美元。 有了二级市场，1961年2月，花旗银行开始实施这一金融工具，宣布向投资者提供金额起点为10万美元、可在二级市场流通转让的大额转让定期存单（CDs）。这种存单的利率可比存款利率高出1.25～1.75个百分点。这一消息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在世界范围引发了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的一场革命。 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禁止银行发行证券，花旗推出可转让存单后，也制造了一个悬念——这个存单到底是存款还是证券。花旗争辩说，那仅仅是存款收据。但直到很久以后，在花旗的一个客户去世后的遗产诉讼案中，法官判定可转让存单属于存款而不是证券，争论才告结束。 可转让存单实际上有较高的上限，而且巧妙地与“Q 条款”规定的利率上限限制擦肩而过，因此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这种无记名的定期存单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客户购买后，既可以得到较高的利息，又可以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银行则通过这种方法，绕过了对储蓄利息的法律限制，使银行可以通过买进和卖出货币来创造需求。这彻底改变了以往依靠客户存款和发放短期贷款维持收支平衡的业务模型。 开始，连瑞斯顿都对可转让存单的市场规模估计得很保守，认为至多“有20亿～30亿美元”的空间。而事实上，到1967年时，美国大型银行的大额存单额就已达185亿美元，超过了大宗商业票据。 颠覆传统经营模式 承接可转让定期存单，使银行比以前更有能力发放定期贷款，并使它们比原来垄断美国长期贷款市场的保险公司更具有竞争力。自从1930年代起美国政府插手控制利率以来，银行第一次可以在市场上与其它信贷机构就投标大宗贷款展开竞争，并使银行从过去几年的资金紧张、发展缓慢中解救出来。这时，美国经济正处于长达9年的繁荣与增长的前期，可转让存单将资金重新引入了银行系统，使银行能够通过购买资金来满足在经济大繁荣时期工业公司日益加大的贷款需求。不过，可转让存单也导致了花旗的利息成本飞速上升，它们占去花旗有息存款的1/3。 可转让存单的出现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是颠覆性的：它标志着银行存款利率将向着市场决定利率的方向发展，并且预示着传统、忠诚的伙伴关系义务的结束。从市场购买资金，不附带有任何义务，以往银行与客户必须维护的关系，也就变得不再那么必不可少了。银行可以从一个市场上购买资金，再将它贷入另一个市场。这大大增加了银行经营的自由度，使其从公共服务设施转变为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向市场化迈开了脚步。 以往，由于利率由政府掌握，银行对负债方面没多少控制权，因此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部分，如贷款、股票和现金。但从可转让存单诞生开始，一家银行的利润不仅决定于它对贷款的收费，还决定于它在借款时所付的费用。从此，银行在经营中还必须注重负债的管理。 可转让存单还标志着，花旗银行作为自由经济的倡导者，正式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和“Q条款”法案宣战。花旗高层甚至认为，这一手段将迫使联邦储备银行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的“Q条款”，所以在推出可转让存单之前，并“没有请示过联邦储备银行”。所幸联邦储备银行并没有站在它的对立面，反而还给予了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