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是强服务 而不是强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访谈

　　本报记者 王云帆 周扬　杭州报道

　　作为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的资深专家，朱家良梳理出一条浙江模式发展的清晰路径。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新的起点，资本和要素领域的改革也同时被推到前台。“ 政府的强最多是‘强服务’，而不能由强政府去主导经济。”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浙江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包括政府职能的改革以及要素资源领域的制度创新，后者包含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改革等等。

　　不同的路径

　　《21世纪》：原本宁波和绍兴都属于苏南模式，为什么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宁波开始大规模改制？有什么客观条件或者偶然因素促成了这种改变？

　　朱家良：这涉及到对浙江体制改革模式的看法。外界了解最多的是温州模式，后来包括史晋川教授提出浙江体制的融合，包括温州模式和浙北的苏南这一类模式的融合。浙江体制改革的路径，主要有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温州模式。从个私经济、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发展到大量的个体私营经济走向产权联合。

　　第二种类型以义乌为代表。与温州发展不同的是，在起步后走“以贸促工、以商兴工”的路子。首先在全国形成一个市场网络，中部、西部建分市场，以市场为中心结成营销的网络系统，进而走进国际市场，以市场的营销网络为核心带动区域经济和第二产业的发展，扩大原有经营区域。

　　第三种类型是绍兴、永康这种模式。首先发展工业，然后才有战略市场的建立，再到科技、运输各方面的发展。

　　第四种模式是以东阳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做主体的发展模式。

　　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浙江模式，都是随着发展的动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我们观察的视点也要随着改变。现在看来，从温州到浙江全省，都处于一个转型和提升的重要阶段，其总体发展动力依然健旺。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速度自然会有差异，温州的发展速度在浙江稍微慢一点，但还是保持两位数增长。

　　家族企业依然有发展空间

　　《21世纪》：浙江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机制在哪里？

　　朱家良：现在浙江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和技能创新是决定浙江经济下一阶段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总体来看，民营经济在制度创新方面还是有许多可喜的现象。

　　首先是一批上规模的家族制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走向产权的社会化、股份化和公司制的治理结构。像万向、德力西、正泰。这些企业虽然是少数，但是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一批家族企业在保持家族制产权的同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温州的华丰就是这样，还保留了原来塑料编织和第二阶段的树脂鞋底的产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股份制的企业——安伦，请了一个项目设计的技术专家做总经理。虽然还是家族企业，但已经走向了两权分离。

　　从国际上来看，家族制企业的概念包容比较大，依旧很有发展空间。实际上浙江的希望也在于家族制企业在制度方面的创新，将会大力推动家族企业产业的发展。

　　两化及其合力

　　《21世纪》：从整个长三角来看，浙江今后的发展和苏沪有何不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径？

　　朱家良：江苏GDP增长速度很快，高科技企业的比重很大。江苏外商投资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如何促使外商投资企业本土化；第二，从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讲，高科技的产业不一定有核心竞争力——其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很多外商投资者也是技术性的垄断者。浙江的民营企业，尽管是传统产业居多，但是通过高新技术来改造提高，向技术创新的方向走，也可以形成一定的核心竞争力。这涉及到浙江块状经济的现状以及产业结构的整顿。目前浙江的产业结构，在微观层面还是比完全依靠外商投资更有活力。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浙江的不足是利用外资少。这也是民营化的发展过程必然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开放度较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浙江面临第二个挑战和机遇——就是民营式开放经济和开放式经济如何融合、怎样引进新的发展动力。浙江要研究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家族企业的温州化，以及这两种形式的合力。

　　从产业提升来说，浙江和江苏、上海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浙江是以原有产业的演进式升级为主；江苏的产业提升是二元的，一是靠外资的大量进入，二是靠改制而来的乡镇企业在原有基础上的提升；上海则是以开放型为主，其原有的产业被逐步淘汰。

　　浙江强调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并重，并且更偏重前者。而政府的作用也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宁波提出的“以民引外”，主要是创造环境，由企业自主决定怎样联合以及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

　　创新需要政府推动

　　《21世纪》：浙江如何实现新一轮的制度创新？

　　朱家良：浙江新一轮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要素市场的发育和要素市场领域的创新相对滞后。产权交易、金融制度两个方面最突出。在1980和1990年代，如果没有民间的金融业就没有温州模式；原来我们建立过产权市场，但后来国家整顿产权市场，就停顿下来。这方面确实比较难。

　　《21世纪》：现在已经讲到政府自身的改革，比如效能革命，您怎么看待？

　　朱家良：浙江现在还在探索，审批制度改革也走在全国前面，但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突破还没有，基本还是量的突破。

　　政府机构的改革应该是很重要的，但这方面会有很多困难。比如办事大厅，实际上各个部门该有的手续还是要跑，而且办事大厅不可能各个部门拍板的人都来。怎样把办事大厅由形式转化成实质的东西，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权力、利益的调整。新一轮改革中，这样的制度创新要像原来的微观领域一样是有困难的，但不等于不能有所作为，其过程会很漫长。(实习生朱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