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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三次贸易谈判勾勒出过去四年中我们世界面临的戏剧性变迁。1999年底的西雅图浓烟滚滚，表明在20世纪结束之时，自由贸易理论遭遇重大挑战。那些街头的示威者成功地使大多数人相信，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万恶之源，它加大贫富差距、污染环境，它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它增加了失业率，它是过分庞大的公司力量的附属品……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谈，戒
备森严得多，而全世界仍未从“9·１1”的震惊中醒转过来，抗议未能重演。世界领袖们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来恢复一点我们虚弱的信心，多哈会谈使中断了两年的贸易谈判重又继续，除去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那次会谈还是该组织成立56年以来第一次将“发展(Development)”当作会谈的中心议题，发达国家答应开放农业与纺织品市场，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系列特别帮助。在那个迷惘的时刻，人们拼命使自己相信，使更多的国家摆脱困境，是减少恐怖主义的有效方法。
但是当146个国家的贸易代表齐聚在墨西哥的坎昆时，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是，两年的时间仍没有提供足够的成果。“9·１1”之后的共识与政治意志，迅速让位于习惯性的斤斤计较。美国人大幅提高农业补贴、欧洲继续着封闭政策、发展中国家则抱怨自己是在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公平规则中进行游戏……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药品的知识产权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协议，都几乎陷入僵局。直到最近两周，美国与欧盟才提出一项提高农业部贸易自由程度的报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得以进口更为便宜的药品以对抗爱滋病等流行病。但这两项决议在通往全球自由贸易目标的道路上不过是微小的成就。
人们通晓自由贸易的好处至少已经200年，亚当·斯密用简单的语言表明了国家降低关税的好处是多么直接——它的国民迅速享受到质优价廉的商品。在9月3日出版的一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评估，如果多哈会谈的目标得以实现，全世界将增加520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一半将流入发展中国家，到了2015年时，它将使1.4亿人口摆脱贫困。或许从未有一个命题如自由贸易一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人人都知道自由贸易可能带来繁荣，但又都在现实的政治压力前举步不前。各国的贸易部长必定是世界上最乏味的职业，他们总是谨小慎微，难以做出更富远见与雄心的决定。
坎昆能否重拾多哈激起的希望？大多数分析家相信，农业问题是这次会谈的关键。一组数字表明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分歧有多么严重：90%的农业补贴集中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美国和欧盟的年补贴额分别达到18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这些农业补贴的总和比整个非洲的GDP还要大。这些数字很容易被设置成谈判的新障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指责，前者坚定地相信自己正身处不公平的游戏中。杰出的贸易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加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自由贸易的一些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他说，减少贸易壁垒首先对穷国有利，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首先获得了更便宜的食品与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富国与穷国间也并不存在完全不平等的状况，发达国家的农业与纺织品的补贴令人愤怒，但在工业进口问题上，富裕国家的平均关税为3%，而穷国则是13%。
这些争吵仍将在9月10日至14日的5天会谈中不断出现，也仍会在通往2015年的完全自由贸易之路上继续令人困扰。问题的关键是，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在9月8日的《金融时报》上写到，他们(各国的贸易部长)能否积累起足够的勇气与政治意愿去达成协议，去帮助千百万人摆脱贫困。
比起2001年11月的多哈，2003年9月的坎昆肩负着更严峻的使命。我们的世界正在滑向大规模混乱的边缘，在恐怖主义面前达成的短暂联盟早已崩溃，对美国的同情已转化成对新帝国崛起的不安，一场伊拉克战争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再造中东的意愿看来已经夭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于世界的前途比两年前更为迷惘。自由贸易是辉煌的90年代重要的支柱，它如今应该发挥更为坚挺的作用。这需要会谈的代表们更多地具有战略家而非战术家的眼光，他们必须表现出危机时刻所需要的领导力，而非沉溺于那些陈旧的问题。但很显然，这是他们难以做到的，没有足够的外来力量能够促使他们达成基本的一致，坎昆会谈尽管被赋予重望，却仍有可能被证明不过是一场充满挫折感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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