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岁的美国财长斯诺的中国之行频频涉及一个话题——人民币汇率。在他9月3日离开北京前往泰国出席9月4日-5日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时说，中国再次重申“把迈向更灵活汇率制度作为长期目标”，他为此而感到“鼓舞”。斯诺这样的表述也许不会令美国国内的劳工组织和制造业协会满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斯诺此行是为这些组织的利益而到中国游说的。不过，9月3日下午，当斯诺结束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会谈走出中南海紫光阁的时候，他满面的笑容也许说明，这位新任美国财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
温和外交
受中国财政部邀请，斯诺9月2日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也许是一个巧合，就在斯诺抵达北京之前，IMF总裁克勒刚刚结束了其第四次、为期四天的中国访问。克勒的中国之行进行得颇为低调，但会面对象也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央行行长周小川等高层领导人，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重点讨论内容之一。克勒只在离开北京前发表的一份声明说，IMF认为逐步走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在斯诺到达北京之前，他在日本停留了一天。9月1日，斯诺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举行了会谈。盐川被看作是一位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颇有微词的批评人士。就在斯诺抵日的前两天，他还老调重弹，表示将奉劝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依照市场规律自由浮动。与盐川的强硬相比，斯诺一向以其温和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而著称。舆论猜测，日本也许将和美国联手就汇率政策向中国施压。但是，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斯诺在这次会谈中的讲话似乎基本都维持在巧妙的外交层面，他避免触及两个亚洲经济巨人的汇率政策这一敏感问题。
在斯诺北京两天的行程中，他先后与中国副总理黄菊、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财政部长金人庆等进行了会谈。9月3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斯诺。当斯诺问到汇率问题的时候，温家宝说，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温家宝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这与20多天前温家宝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美国前财长鲁宾时的表述是一致的，这也是温家宝今年以来第二次与到访的外宾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
同一天，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刊发了对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访谈文章。在这篇没有明确采访时间的文章中，周小川对当前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做了全面的解读和评论。他说：“现在来评价、认定人民币币值是低估还是高估恐怕为时过早，据此做出调整就更不见得明智。”不过他承认：“人民币中心汇率是参照美元还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来制定，这个政策是有讨论余地的。”
其实在斯诺到达中国之前，他应该预料到在人民币汇率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他可能得到的答案。但是斯诺并不认为自己是无功而返。这位曾经以商人的身份多次来到中国的美国官员显然更懂得怎样理解和尊重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说，他很高兴看到一些过渡性的政策已经在进行中，而在这个领域中的进展仍将继续。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拒绝为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开出一个时间表，并且坦率地表示：“对我们来说谈论一个时间表是毫无助益的。”
民间看法
9月3日上午，斯诺专门举行了一个早餐会，受邀者有美国使馆官员、美中商会代表和部分美国在华企业代表。同时，还有六位中国经济学者也参加了这个早餐会。与当地民间人士就有关焦点问题进行沟通，听取对方的意见，据说是美国政府高官出访的一个惯例。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国内外的舆论都混淆了这一点。胡祖六是参加斯诺9月3日早餐会的六位中国学者之一。
胡祖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斯诺此次访华传达的立场跟之前所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官员，比如斯诺或者是格林斯潘，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人民币重估的话——斯诺在6月份的讲话中没有这样说，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也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他们的表述是“更加有弹性的灵活的汇率制度。”叫嚷人民币被低估的是美国的劳工组织、全国制造业协会和一些国会议员。
而在日本，则是政治家——比如小泉、盐川等——在说人民币被操纵，中国出口货物价格低廉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等等，他们把全球经济的一些问题，比如全球经济不景气、通货紧缩都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亦参加了斯诺的早餐会。海闻对本报记者表示，斯诺是一位严肃、认真和谦虚的官员。他说，在当天的早餐会上，斯诺基本上是以听为主，偶尔插几句话。斯诺所表述的立场是，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只是希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过多，否则不可能有比较独立的货币政策。当有学者指出，感觉斯诺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压人民币升值时，斯诺的回答是“没有这个意思”。海闻说，斯诺的意思是“放开”——也可能升，也可能降，只是由市场去决定。
参加早餐会的另一位中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在与中国学者的座谈中，斯诺一再重申了上述看法。
余永定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制造业界。但事实是，当前的中美贸易格局是有利于美国的。中国一方面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更何况，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由结构问题导致的贸易不平衡。美国政府对此是心知肚明的。然而，面临大选的布什政府，需要做出压人民币升值的姿态，以迎合制造业界的要求。他说，斯诺十分清楚，对中国施加压力，或把汇率问题政治化都是于事无补的。
余永定说，斯诺表示中国有必要逐步实行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对于这种观点他没有异议。余永定表示没有听到斯诺提出中国取消对国际贸易和跨国界资本流动限制的主张。如果斯诺真的提出了这种主张，他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的开放还有很长一端路要走。
胡祖六说：“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汇率不浮动与央行要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相悖的：一方面要抑制经济过热，但是另一方面又要从市场上买进美元，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与货币政策是矛盾的。从这一点上说，货币政策要更好更有效地地为国内经济服务，要浮动汇率。”胡祖六认为，对此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根本的分歧。
未完棋局
斯诺已经离开北京，但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场争论延续到9月4日在泰国召开的APEC财长会议上，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道琼斯通讯社的报道说，为期两天的APEC财政部长会议刚一开幕，与会代表就在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问题上出现重大意见分歧，形成两大阵营。在周五会议结束时，各国财长并未同意美国的观点，呼吁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而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呼吁采取“适当”的汇率政策。
海闻说，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特定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汇率浮动，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有很多变数。汇率变动对中国、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是不利的。
海闻表示，其实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有利弊，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是无可非议的。但他认为，对于目前中国来说，比较好的选择就是稳定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和波动。至于独立的货币政策，海闻的看法是，从长期来看，在汇率放开以前，首先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而目前中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影响生产的渠道并不畅通，因此，利率的市场化比汇率放开更紧要一些。
参加斯诺早餐会的另一位学者、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几天前曾经公开表示，部分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因此对中国施加压力是没有道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自己家的地没扫干净，最好的借口就是说邻居乱倒垃圾。”许小年承认，西方经济的复苏和人民币汇率有联系，但这种联系非常小。尽管如此，许小年也认为，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需要一定的远见和勇气，应当允许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浮动。
胡祖六则更可以被视为一位积极主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推动者。他认为，现在是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一个黄金时机，甚至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胡祖六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平稳有序地过渡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很好、外汇储备很高、每年有500多亿的FDI，所以现在是改变汇率制度最好的时机。
胡祖六说，我们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我们不动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不愿意动，但是等到有一天宏观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想动也动不了了。
胡祖六表示，即使是从竞争力的角度讲，很多学者说如果放开人民币汇率，中国的出口会受影响，可是，过去10多年中国出口的高增长跟汇率没有太大的关系，汇率只是影响出口的一个很小的变量。
在胡祖六看来，目前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了误区。“我们现在争论人民币的焦点错了，焦点不是要不要重估或者升值，日本说你要升值，我们说我们不会升值，这个焦点是错的，这个概念是错的。焦点不是说你的汇率水平是8.27还是多少，关键是这个制度。比如日本人说你要升值，汇率定在8或者7.8，然后钉着不动，这还是固定汇率制度。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升不升，你先放开。”
实际上，即使对于浮动汇率之下人民币的走势，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海闻说，升值的压力并不是始终存在的，虽然说目前来看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用不了多久就会消除，也许5年内就会出现贬值的压力。许小年也曾表示，放开后的人民币也不一定就是升值，有升有降，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用不着过分担心汇率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压力。
无论如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民币仍将是国际经济界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余永定说，目前美国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但不能排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汇率问题再次升温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可能性。他的观点是：“汇率变动和一国经济形势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应该轻下结论。中国应该倾听贸易伙伴的声音，但决策当然只能从中国自身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出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