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成反抗运动突破口

　　宿景祥

　　-1800年，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困国家的5倍。1976年时，瑞士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是莫桑比克的52倍，而1997年达到了508倍。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邪恶，首先是战争，其次是贫困。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说，大公司同政府紧密结合，无孔不入，侵占了公共空间，这是民主最危险的敌人

　　-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它所激发的反体系运动，是当前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之一，它汇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矛盾

　　21世纪世界的精神生活，注定要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复杂。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每一个层面，都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整体性、体系性的运动。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流行，正是这种时代转变的一个标识。在这种体系性的运动中，经济生活既是基础，也是核心。与此同时，针对这种新的整体性运动，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这种反抗既有理性主义的，如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深度反思和批判。也有浪漫主义的，如西雅图、热那亚和纽约街头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虽为异数和极端，但本质上也属于这种反体系运动的一部分。

　　全球范围内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反体系运动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勃兴，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是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显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众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个世界的确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平等。按1960年的美元计算，1800年时，年人均收入美国和西欧分别为213美元和260美元，印度为16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第三世界”的平均水平为200美元左右。到1976年，西欧达到2325美元，而整个“第三世界”却停留在355美元的水平，远远地落在了富国的后面。1800年时，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困国家的5倍。1976年时，瑞士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是莫桑比克的52倍，而1997年达到了508倍。目前，发达国家的年人均收入是25510美元，而在第三世界最贫困国家，只有约300美元。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人口众多的阿拉伯国家至少有1亿贫困人口，其中有73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尽管科威特的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美元，但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也门等国家却只有300多美元。

　　在南北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历史上最严重的。1993年时﹐美国5%上层家庭﹐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1%﹐至2001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22.4%。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只占有1.5%的财富。另有数字显示，在澳大利亚，10%的人拥有全部财富的45%。在意大利，10%高收入家庭拥有全国财富的50%，每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的资产不足1万欧元。在英国，1980年时，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40%的人口有100万，199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800万。英国财政部报告说，每4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在贫困中挣扎。印度在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的同时，也拥有5万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在阿拉伯国家，有近20名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

　　贫富分化问题成为反抗运动的突破口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邪恶，首先是战争，其次是贫困。自文明发端以来，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始终充满了悲苦，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摆脱贫困而斗争。直到19世纪，先是西方各民族，然后逐渐是整个世界，被一种新的理想所唤醒。人们不再安于少数人享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让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的境况。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由希望消除贫富之间的鸿沟所激发出来的。20世纪最后的10年，两大社会体系对抗的局面结束，世界消除了毁灭性战争的危险之后，普遍消除贫困的信念被许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直到进入21世纪，人们才充分认识到，社会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反，无论是富国和穷国之间，还是各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都还会继续拉大。正是这一点，使得怨恨之情充斥着整个世界。

　　在中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区，十几年前被许多国家领导人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现在变成了急于甩掉的历史包袱。第三世界许多政治领袖，转而义愤填膺地指责西方国家政府和大公司。无数激进的青年被吸引加入从事暴力活动的极端主义组织之中。

　　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样成为反体系运动冲击社会制度的突破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欧等大多数国家，曾成功地使阶级冲突保持在潜在状态。各国政府通过改进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工资标准等措施，逐渐打破了各阶级的社会身份，社会中的阶级意识变得支离破碎。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阶级对立再次公开化。“有组织的骚乱”行为越来越常见，矛头直接指向各国政府、大型跨国公司，以及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

　　反体系运动将成为同政府相抗衡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美欧各国的学生运动，曾经催生出一大批知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贡德尔·弗兰克等人，都曾经是切·格瓦拉的崇拜者。弗兰克厌倦了芝加哥大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只身远赴拉丁美洲，试图追随格瓦拉。甚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经是一个反战分子。许多人都确信，目前异军突起的反体系运动，势必也将造就出新一代的政治活动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一直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一面旗帜，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的《无赖国家》、《利润高于人民》等著作对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的性质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抨击。他说政府同大公司的紧密结合，国家机器有意识地维护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使得大公司无孔不入，侵占了公共空间，是民主最危险的敌人。

　　加拿大女记者内奥米·克莱因近年来则被国外许多媒体誉为“反体系运动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和代言人”。她在1999年11月西雅图抗议活动结束不久，出版了《别费话：瞄准名牌恶霸》一书。克莱因在这本书中，将耐克、IBM和迪斯尼等大型跨国公司称为“名牌恶霸”，并对之展开猛烈攻击。在她的笔下，大公司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牺牲任何社会利益。无所不在的广告和名牌产品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这些公司不仅仅出售“品牌”、形象，还在出售新的生活方式。大公司赶走了当地的工厂和商店，减少了就业机会。大公司操纵政府，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顾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在第三世界设立“血汗工厂”。她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从这些大公司手中夺回民主。

　　尽管在过去一些年里，反体系运动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但迄今仍然无法对它的性质得出断然的结论。按照克莱因的阐释，反体系运动就是“反潮流”，其核心思想是打破各种“正统势力”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垄断，恢复民主，还政于民。鉴于反体系运动掌握着道德的武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将注定成为可以同政府相抗衡的力量。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慨叹道：“能让10万、15万人参加的示威，定有其一定的理由。”作为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的领导人，希拉克建议同各种反体系运动的知识领袖和领导人进行对话。

　　贫富差距和反体系运动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

　　贫穷和富有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十分复杂。以往人们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往往走向极端，容易曲解现实。即使是在经济学领域，过去一些年里颇为流行的理论，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度低迷，现在也陷入了危机。不久前，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出人意料地对自己多年来倡导的理论作了检讨。曾经宣称将改变传统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美国“新经济”理论，两年前就被挤出了美国经济学杂志的版面。据说，目前在美国大学校园占据主导地位的竟然是“新左派”的理论，而强调“阶级斗争”的“毛主义”尤为流行。

　　还在1959年时，美国学者查尔斯·米尔斯就在一本名为《权利精英》的书中指出，整个美国的重大决策被一个小得惊人的集团所左右。与这条法则相匹配的是社会等级制。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本身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或许是因为当今世界比以往更加不平等，而且趋势在加快。或许是因为以往常常会受到抨击和制约的特权阶层，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心安理得。总之，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它所激发的反体系运动，确是当前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之一，它汇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矛盾，包括南北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有预算的政府同民间力量之间的矛盾等等。如何解释这些矛盾的起源、动因、界限和发展方向，无疑是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