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竞争力下降 美利坚“新帝国主义”幽灵游荡

　　编者按：

　　国人很少会意识到：帝国(empire)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在英文中不是贬义词。它们在西方政治中可以是合理的政策选择。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曾指出：“任何一项政治政策所寻求的，或者是保持权力，或者是增加权力，或者是显示权力。”我们认为，目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国家”，并没有在所有领域、对待所有国家都 奉行“新帝国主义”，它的实质是资本竞争力下降的“武力补充”。

　　“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NMD武器试验，北约东扩，退出反导条约等，他们的主角都是美国，国际政治观察家们几乎都认定美国有“新罗马帝国”野心，但又没人能有充分理由说“新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今日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我认为，美利坚“新帝国主义”现在还只是一个游荡的幽灵。

　　美国谋求“新帝国”的冲动从未削减

　　帝国意味着国际政治中权力的绝对性，而在二战后，美国致力于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权力绝对性的意愿一直存在，不然也就不会有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了“孤独的超级大国”，早在1990年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就著文认定一个美国“单极时刻”的到来。尔后又经过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个美利坚“新罗马帝国”的雏形似已显现。当今的美国不管在“硬权力”还是“软权力”的各个各个领域——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处于一种主宰性地位。单从硬权力的核心内容军事力量来说，俄罗斯至少在气势上已居于美国下风，别国更难望起项背，美国一年的军费也相当于紧靠其后的15～20国的总和。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由权力来界定利益，权力越强大利益的触角也就伸得越宽越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权国家，它的利益也“遍及世界”的最简单道理。然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和矛盾纷繁复杂，多种多样，决非只有美国一家的利益，别的各方利益也不可能都能顺从美国。冷战后的世界更是显得“有点乱”，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反而觉得利益处处受到挑战，“不听话”的国家比比都是。那么，美国如何来实现全球利益呢？答案似乎只能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美国霸权，或叫“新罗马帝国”，或叫“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

　　“历史终结”的自鸣得意，遍布全球的利益，推广自由和民主的天赋使命感，建立霸权的难得机遇，当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在不可匹敌的实力的支撑下，正朝着“新罗马帝国”方向驱进的时候，“9·11”事件发生了。这对于自负的美国不仅是丧尽颜面的一击，而且警示在自身国土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又如何实现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呢？布什政府看到了如果不对“9·11”的制造者“基地”组织进行武力剿灭并连根拔掉其赖以生存的塔利班政权，有恃无恐的恐怖主义将使美国永不得安宁，全球利益更无从实现。然而，美国利益和安全的挑战者又何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呢？这些利益和安全的威胁又会何时到来呢？又何不先下手为强呢？一方面恐怖主义得“大张旗鼓”地反，另一方面“新罗马帝国”的图谋不能动摇，那又何不借反恐的东风乘机推进建立帝国的事业呢？这需要一个总体的战略，而这个总体战略需要一套“合理”的理论。“新帝国主义”，由此“应运而生”。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

　　许多论者认为“新帝国主义论”的最先提出者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但事实上库珀说的是一个欧洲版本的“新帝国主义”，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库珀在2002年4月7日的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一文，将世界分成三类国家群体：第一类是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第二类是前殖民者组成的“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文章认为，由于这些前现代国家丧失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和对内使用武力的垄断权，成了世界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因此“后现代国家”输出稳定和自由是必须的。文章还怂恿“后帝国”对前殖民地国家采取前一个世纪的丛林法则———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等无论什么手段。但库珀提出的“自愿帝国主义”、“合作帝国”、“邻国帝国主义”都是以欧洲联盟为蓝本的，根本上是一个欧洲“怎么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美国应当成为帝国的问题。试想有美国的世界帝国，又怎么同时会有欧洲的新帝国呢？

　　美国当然会有自己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并形成了一套“新帝国主义”的话语。这些理论和话语的制造者都是右翼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或为学者、谋士，或为政府高官，因此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主张与政策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美国《外交》杂志2002年3～4月号上发表的《不情愿的帝国主义》一文，大概是理论上最为系统化的。该文的论证思路与库珀的相似。文章认为世界上存在许多穷国和“失败国家”，过去的援助政策被证明不能给这些最弱的国家带来稳定，而它们对美国的威胁却日益增长

　　，因此，对于布什政府来说，以“政治补充”方式实行新帝国主义“已是不能不加以接受的了”。该文还建议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超越联合国的新的国际组织。正是该文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导致了以“失败国家论”为基础的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成型。

　　“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则是推动美国新帝国主义走上政策台面的集团力量。成立于1997年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共和党右翼强硬派和基督教右翼的“非政府”组织。其创始成员包括现任副总统切尼、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彼得·罗德曼、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主管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防务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等政府高级决策官员，还有进攻性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唐纳德·卡根和曾宣告“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等理论家和谋士。该组织多次向总统上书，对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予以“指点”。虽然它没有使用“帝国”或“帝国主义”的说法，但整体思路和主张就与马拉比的“新帝国主义论”无异。

　　美国“新帝国主义”在政策上的表现，也渐趋体系化。首先是“单边主义”屡有动作，与遏制、威慑一起构成强硬对外政策的三大战略。单边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利益上和国家意志上的独断专行，也是超越法和国际规则的“撒手锏”。其次是抛出“邪恶轴心”论和“失败国家”论，加上“反恐”，为新帝国主义寻找道义和“合理性”基础。再次就是“先发制人”论，只要自己认为某种外在威胁存在，就不惜使用武力进行“预防性”战争。为规划全球性帝国的具体实施框架，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出台的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将利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刻将自由的成果扩大到全球”。“新帝国主义”的这一套理论与政策的出台，也使一套“新帝国主义”话语形成并得以传播。

　　“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两次战争，都包含着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图谋。虽然阿富汗战争因反恐而起，得到国际舆论同情，但美国乘机把势力打入中亚的战略用意，谁都明白。伊拉克战争则更是一场上述新帝国主义理论、政策和话语都有淋漓表现的“新帝国”战争，它表明“新帝国主义”从理论走上了战场。

　　资本竞争力下降的“武力补充”

　　所有帝国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背后都隐藏着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权力欲望的冲动。在一般的国际关系中，利益和权力虽然也是最基本的动力，但可“取之有道”。然而，在尊重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国际交往，根本满足不了一国之内某些利益和权势集团的“非分之想”。“新帝国主义”就是这种“非分之想”的理论化、政策化和战略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资本的世界扩张和现有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制之间矛盾关系的反应。资本的自我繁殖冲动要求冲破一切壁垒，包括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新帝国的图景之所以吸引一些资本利益集团是因为它能为那些资本提供远比正常状况的国际社会规则下要广阔的多的稳定的扩张空间、低廉得多的成本和高得多的利润，并且可以避免正常国际社会的国际资本竞争。但这必然会遭到对象国家主权权力的抵抗，于是战争不可避免。可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的判断仍然深刻而正确。

　　美国之有“新帝国主义”的愿望，表面上看是由于其强大力量的存在，但深究起来却可能是它的资本竞争力下降的“武力补充”。从一点看，提出“世界体系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认为美国霸权正在无可避免地衰落。美国的资本现在不仅受到其他发达国家，也受到一些“后发国家”的激烈竞争，正常的国际社会规则已不能保证美国资本的特权和在竞争中不会失败的命运，所以必须圈定自己新的势力范围，为此最好的保障就是建立帝国。

　　当然，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现在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国家”，并没有在所有领域、对待所有国家都奉行“新帝国主义”，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倾向，这是我们今天与之处理基本关系的基础。美利坚“新帝国主义”的动向是危险的，其发展趋势需要密切观察。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