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陷落

　　煤给山西带来的不仅是采矿工人的血和泪。

　　在挖了几十年煤之后，山西众多采煤区的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园。纵横交错的裂缝撕开了房屋，一个个黑洞侵吞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区已难以承载地面的负重，大地正无可避免地下陷。

　　“随之陷落的还有整个山西的经济，甚至还有山西人的信心。”山西新闻界的一位记者这样认为。

　　据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年、2000年则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即使在2002年山西经济奇迹般地出现″拐点″，但也仅排在全国第27位。

　　数字不客气地敲打着山西人的心：究竟是谁导致了山西的陷落？

　　回顾20多年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煤似乎难逃干系。

　　似乎是作为一种补偿，在这块被黄土深深覆盖，表面千沟万壑看似贫瘠的土地下却埋藏着富庶的煤海。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煤堆上的山西”。据统计，山西煤炭储量在2000亿吨，全省118个县中94个地下有煤，共有大小煤矿4760多个，其中乡镇煤矿3771个。2002年全省共产煤近4亿吨，占全国的30%；外调量2.7亿吨，占省际煤炭外调总量的70%；出口4330万吨，占全国煤炭出口的50%。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山西煤炭都可以说在中国能源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山西来说，煤更有着关乎兴衰的地位。作为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工业的起伏与山西经济基本上呈现同向波动态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总量的比重，最低年为27%，最高年为36%。再加上与煤紧密相关的煤炭转化和高耗能工业，煤在山西经济中的份量显而易见。

　　然而说起煤，山西学者官员总是显得沉重而苦涩。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约见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教授时，一听是要采访山西的煤，他在电话中便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在与煤打了20多年交道，甚至因此而成为中国能源经济学创始人之后，他依然无法对煤给山西带来短暂快乐后的痛苦和灾难释怀。

　　董继斌将山西20年发展战略归结为：80年代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和90年代的基础设施主导发展战略。

　　他回顾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整整20年间，能源基地战略始终是指导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纲领。尽管此阶段山西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争取到大量的投资，但山西落后的根子也就此埋下。

　　“以煤为纲”的发展思路使山西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受“有水快流”、“国家修路、群众挖煤”等政策的影响，许多地方把开发煤炭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选择和工作重心，能源基地战略被严重扭曲，形成了大面积、粗放型、高强度、群体性的能源开发格局，地方投入结构与国家投入的方向、重点高度趋同，传统的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逐步丧失，导致山西失去了诸多发展机遇，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协调和单一化，形成了以煤炭资源开发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起以煤炭为单一支柱、产业结构高度雷同的区域经济体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全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热潮。山西也相应提出了以调整结构为主导的经济赶超战略。然而主观的发展愿望由于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的情况下，全省经济工作的重心、投资导向与发展重点仍然继续放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上，本质上仍然走了“挖煤、发电、引水、修路”这样一条以基础启动、铺摊子、上项目为核心内容的老路。

　　尽管这些举措对改善基础环境条件成效明显，但由于经济工作的重心并没有适时转移，没有全力培育可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性因素，相反，不顾财力和能力所限，摊子越铺越大，政治运动式的基础设施建设脱离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而成为政府的最终目标追求，不仅超出了地方财力的负荷，更影响了对其他产业的投入。

　　董继斌曾对山西一度在建的1400多个项目进行调查，发现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中，属农林水、能源交通项目的在建规模占到83%，而建设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的加工制造业投资项目比重不足2%，机械、电子以及高科技产业的项目投资比重不足5%。

　　在山西有这样一种说法甚是流传：一些山西人抱怨，山西今日的贫穷源自多年来向国家做了太多无私的奉献。

　　确实，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过去乃至现在都在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价格双轨制下，山西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而同时由于自身结构畸重，轻纺工业消费品60%以上需要从外省调入，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使山西蒙受了严重的双向价值流失。据统计，仅1980到1988年9年间流失金额就达654亿元，年均流失72亿元以上。

　　对山西经济是不是注定是“牺牲经济”，是不是宏观政策出现了误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人称“改革老将”的吕日周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全面的，关键在于山西的认识是不是全面。不能只看到确保中央计划的必要性，而看不到维护地方利益的合理性。没有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没有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建成一个支持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地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多年来却为山西的决策者所难以突破。吕日周对记者说，在众多干部中形成的为国家就等于为山西的思维定势，使得许多人不敢去探索中央计划与地方利益相协调之间的广阔空间，不承认这一空间，不研究这一空间，甚至以为探索这一空间十分危险，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仕途，或者丢官。他们中有些人还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出种种理由，诸如以“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全局”、“为了整体”、“发挥政治优势”之类的言辞来掩盖这一本来应该处理好的矛盾，还常找一些比较利益、区位优势之类不切实际的理论，给既定的政策作注脚。

　　决策者的优柔寡断让山西陷入煤炭经济的怪圈难以自拔，更使山西丧失了一次又一次发展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