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国集团否决日本提案压迫人民币升值阴谋流产_国际财经_财经纵横

7国集团否决日本提案压迫人民币升值阴谋流产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2月28日 09:15 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22日结束的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将全球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

　　赴会前，盐川正十郎曾在各种场合宣称，将向G7提交一份全球反通缩计划，并将提请他国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其实这次提案在日本已经孕育了两个多月。与此相关的论调最早于2002年12月4日放出。当天，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的通缩经出口扩散至台湾、香港甚至全球，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黑田东彦还建议，如中方认为此代价过高，可考虑与发达国家合作行动。

　　两天后，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也发表公开讲话说，“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人民币显得过于疲弱。”

　　日本已经有长达13年的通缩史，日本政府将其间的大部分原因都归咎于人民币。据称在G7会议历史上，尚无讨论非成员国货币问题之先例。但在此次会议上，盐川正十郎向G7其他国家(美、英、法、德、意、加)财长宣称，“不仅日本的通缩是因为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源于此。”而来自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456万亿日元。

　　日本认为，中国经济具有3大优势：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这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同时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

　　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经济。”随后不久，路透社即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以此为铺垫，一场发端于2002年10月、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的《中国因素》报告为引子、以“中国是否输出了通货紧缩”为主题的大辩论，迅速演变为一个“西方列国密谋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话题。

　　第二次广场协议？

　　针对国际上甚嚣尘上的“人民币升值”与“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调，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迅速予以回应。

　　G7财长会议开幕的2月21日，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接受《赫尔辛基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中国认为提高人民币汇率“毫无必要”。他解释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1／10，日本的1／4，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无疑被“夸大”了。

　　最终，在此次G7财长会议上，美英等其他工业国在对伊战争阴云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担忧中无暇他顾，日本提案就此流产。故有国内研究人士称：对伊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外在压力。

　　虽然如此，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的提案仍被视作西方国家意欲在中国克隆“广场协议”的一个信号。

　　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广场协议，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1985年的日本与2003年的中国差异显而易见，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双方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差别巨大。日本在196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已位居世界第二；到1979年，其对外出口额即已超过1000亿美元；到1985年日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超过20%。而中国到2002年对外出口也仅为2000亿美元。

　　其次，两者同样拥有大量顺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中国出口额的55%来自加工贸易，出口多为中间品，且其中大多还为外商投资型企业，而日本的出口则多为最终产品。比如对东南亚出口，中国现在将近一半属中间产品，而1985年的日本对东南亚出口的3／4以上为最终产品，中国本土赚取的是低廉的加工费。来自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也表明，200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中增幅最大的是鱼类等水产品和工业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当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的一个动因在于从日本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并在加工后将成品返销日本的加工贸易的增长。

　　非但如此，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也没有日本那么强。后者高达50%，而前者仅为7%。另外，中国入世后国内市场基本上都开放了，而当年的日本，是直到广场协议前才由美国通过数次谈判打开汽车等工业品市场。

　　“我认为只有一点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两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样呈长周期急速上升态势，并且与当时周边经济体的产业升级速度形成相对较大的‘落差’。”钟伟说。也正是这一点，成为日本在亚洲国家内鼓动人民币升值论的基础。

　　不过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帆认为，日本此次针对人民币的提案，其实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为“广场协议”。当年的“广场协议”除了汇率制度外，实际上还包括与此配套的一揽子以拉动内需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此次日本提案则仅与汇率相关。

　　杨帆还称，当年广场协议之后，为启动内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本来准备在日本国内发动一项规模巨大的基建计划，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而日本国内资本获得超额升值之后，大批涌向美国和本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遂由此发端。

　　人民币升值争论

　　日本提案虽未通过，但国际上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存在，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一直没有间断。

　　早在2001年底，钟伟就已公开提出“应该警惕针对人民币的第二次阴谋”。他说，“我没有看到升值的必要，我只看到了贬值的压力。”

　　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

　　另一方面，在贸易顺差的表象下，中国的贸易收支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约为3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和收益转移的逆差却达100亿美元，结果经常项目的顺差仍然不过在200亿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大约为500亿美元，但金融账户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逆差，结果资本项目的顺差不过在250亿美元。这还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外债统计口径和资本外逃等方面的问题。

　　摩根士丹利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去年中国由内需带动的增长仅占全年总增长的26%，不仅比重偏低，而且这些内需还主要是由国家资助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银行业的积弊，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大为缩减。

　　但学术界亦有不同声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帆称，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自1994年即已确立，之所以目前还没有升值，是因为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多余外汇所致。据估算，我国主管部门平均每月要动用人民币买进大约50亿美元，才能维持目前的汇率。

　　杨帆认为，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源于三个方面：国内储蓄大大超过投资，资本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因优惠政策，外资每年以500亿美元的速度大量涌入。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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