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朝鲜“先富起来的人”

　　本报记者 郑文 辽宁丹东报道

　　晚上六点以后，辽宁省丹东市辖区内鸭绿江对岸一片漆黑。那边的百姓过着我们20年前过的日子吗？

　　辽宁省丹东市政府刚完成对沿江1.4公里旧体建筑物的拆迁落实工作。政府将花巨大代 价重新规划一个庞大的沿江绿化工程，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任总策划。当地人说，“4月5日清明节之前，要让种子埋到绿化带的土里去。”

　　在这个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朝鲜经济开放、解冻的气息也在一点点地涌过来。

　　朝鲜新商人

　　在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一家三星级酒店，临江的房间比其他的房价每天要贵50元。这里离“中朝友谊桥”和“鸭绿江断桥”的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

　　如果能够有灯火照耀，或是从不到2公里的桥上走过去，应该看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城市：新义洲。

　　直到天亮，始见我们身边沉睡着的这个有河港、有工厂、有造船基地和十几万人口的城市。从这边看，新义州的苏醒是从“中朝友谊桥”上重型车辆辗过钢板桥面的轰隆声开始的。早上5点多，对岸的火车驶入边境；直到晚上六点，两边正式通关。如果耐心数一下的话，从桥上单行而过的汽车，每五分钟可达12辆以上，在通过平房哨卡的证件检查之后，再驶入边境联检、海关大楼。

　　2月份已经过了每年例行的冬季旅游停关的时期。因为天气寒冷，会有1个多月的时间将丹东至新义州的旅游线路停下来，而今年，停办的时间一再往后延期。丹东国际旅行社朝鲜部说，恢复开办时间可能是三月份，也可能还要往后拖，“要等对岸的通知”。

　　但是，商务性的双向往来一直没有停过，除了中国春节例行的五天假期。

　　丹东外贸局属下的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说，他持有“中朝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半年内可以往返新义洲而不受限制，但他过境后只能在规定的一座楼里活动、与朝方客户谈生意。

　　他在江边指着对岸一个隐约可见的、已经废弃的过山车说，就在儿童游乐场旁边，有一幢四层楼高的“鸭绿江大厦”，那就是到新义州惟一可去的地方。

　　如果持一次性的商务签证，可以去的地方则比较多。这位经理说，他做了十几年的边贸，去年始频繁出入朝鲜，一年中仅平壤就去过十几次。

　　能够到这边做生意的朝鲜人则“非富即贵”。

　　在丹东城中，可见一些朝鲜男子衣着华美、戴名表，在朝式餐馆饮酒。据说，这些是朝鲜“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不是丹东本地人，难以辨认他们是朝鲜或是韩国人。

　　一位从朝鲜过来经商的28岁的华侨谢先生从去年3月后长住丹东。其父亲和兄弟还在平壤，他们在华人圈中做些服装生意，需要货时，由谢先生到沈阳或丹东批发市场拿货，再由火车、卡车发到平壤，有时发货40万件左右，半个月就卖完了。

　　他指着身上的棉质T恤衫说，这种八元人民币一件批发过来的衣服最好卖。

　　谢先生说，做朝鲜服装生意，1万元本钱赚四千元，“这就是我们赚钱的概念”。但是，谈起平壤，谢还是有些沉默，他不愿有人一再问那边是不是真的物资匮乏。由于朝鲜没有正式开通移动通讯业务和传呼，家庭电话又不普及，因而谢先生与朝鲜的联系不太方便。他兄弟有消息过来，主要是找人捎口信，或者通过街头的公用电话打过来，由平壤到丹东的国际话费，大约每分钟是三美元。

　　现在，谢每天靠着一台大多数中国小伙子淘汰掉的传呼机与远在平壤的兄弟一起联手做生意。兄弟赚得的钱会分一份给他。据说，朝鲜华侨和日侨中有一百万元人民币的家庭不在少数，但他们习惯把赚到的钱存在外面，“因为存在朝鲜银行可能不太方便”。

　　除了华侨之外，已有一部分朝鲜“特权”阶层踏入商界。具体数字不清楚，但肯定不少。

　　中国热还是韩国热

　　“中朝友谊桥”是一条公路、铁路双轨并行的单向行驶的桥梁。

　　从桥上运输出境、通过新义洲入境而发送朝鲜各地的商品，有机电产品、原油、成品油、大米、煤炭、玉米、纺织纱线及织物、钢材、谷物及谷物粉等。朝鲜向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原木、钢坯及粗锻件、废钢、成品油和冻鱼等。

　　丹东一家即将在平壤设立代表处的A公司负责说，公司已经连续几年固定向朝鲜一家商社批量供销大米，每年营业额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毛利在5%左右，另有6%的退税。而朝鲜商社实际上是在完成朝鲜国家机构下达的粮食采购任务。

　　A公司出口大米到朝鲜，多以易货形式。几年来，那家朝鲜商社换给A公司最多是的硫铁矿，A公司再转卖给内地钢铁企业，一般情况下每吨硫铁矿的毛利在200元人民币左右。A公司的总经理说，易货的形式更受欢迎，因为讨价还价的余地更大一些。有消息称，朝鲜有一批派往中国各地的经济特派员，专门了解中国商品的市场价格与行情，为朝鲜各国有大型商社提供价格指导。

　　中朝贸易自1950年至1991年，主要采取政府间记账易货方式。1992年两国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后，取消了政府间记账易货贸易。中国相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双边贸易持续下滑，由最高年份1993年的8.99亿美元降至1999年的..7亿美元。

　　2002年以来，双边贸易略有回升，1—4月份进出口总额为9545万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中方出口8639万美元，进口906万美元，同比分别增加4.6%和下降15.4%。

　　截至2000年，经中国外经贸部批准或在外经贸部备案的在朝中资企业共有13家(朝方统计为60余家)，中方投资为272.7万美元，投资领域主要为餐饮、商店等服务业以及矿泉水、水产养殖、轻工等生产行业。投资效益均不太理想，目前只有商店和餐馆的经济效益略好。

　　著名的朝鲜、韩国经济研究专家徐文吉说，中国对朝鲜的投资已经不少了，但规模都很小，技术含量都不高，可以选择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他认为到朝鲜投资短期内回报都不会理想，将来的回报也不是太明朗，但是如果更长远一点考虑，为了占领这块市场，应该去做。

　　与中国企业的谨慎姿态相比，“韩流”已形成席卷之势。韩国统一部2月15日公布，去年韩朝之间的贸易总额比去年增加了59.3%，达到了6.4173亿美元，这是自从1989年南北韩开始贸易往来以来的最高值。

　　2002年6月15日，朝、韩两国发表共同宣言称，“将在社会间接资本(SOC)及信息科技(IT)等领域携手合作”。为抢占市场先机，现代、三星和LG三大集团相继出台巨额投资计划。

　　三星集团计划今后10年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投资5亿美元，将该园区建设为电子复合式园区，生产洗衣机、冰箱及彩色电视机等产品。其中，三星电子计划与朝鲜电脑中心合作，开发指纹及语音识别等安全系统。

　　去年6月份，朝鲜开始在内部使用了标有“kp”的网址(韩国使用“kr”)。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拟建连结国家机构、朝鲜电脑中心和平壤信息中心等互联网络系统，其合作方不排除韩国企业。

　　在新义洲成为特区之前，与韩国地缘相接的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地区早就设为特区。现代集团已取得了两个特区50年以上的期限内的单独开发权。与新义洲行政特区不同，这两个特区没向开发团体赋予立法、司法、行政独立权，而是由南北韩共同参与的运营委员会负责相关开发和运营。

　　而韩国消息称，“现代集团向朝鲜提供的实际支援金额多达5亿美元”，此事几乎酿成韩国政治风波。

　　面对韩国在朝鲜的投资狂潮，中国商界的思考呢？

　　两次集中修改涉外法

　　南京一家以做国内品牌OEM(贴牌)见长的电子企业，几年来在朝鲜累积投资200万美金，后因朝鲜相继出现电脑水货市场，南京厂产品以人民币3000元的价格仍敌不过水货的竞争力而进退两难。

　　中国外经贸部亚洲司曾在1998年秋季，对朝贸易“收汇安全”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对朝贸易要坚守“现汇贸易安全收汇、易货贸易有去有回”的原则；要经过正常贸易渠道(朝对外贸易商社)进行，不同朝政府机构(朝鲜驻华使馆经商处等)发生贸易关系，因为外交使团既不具备担保职能，亦不履行因支付发生问题而产生的担保义务。

　　对如此建议，在朝鲜有投资项目的香港商人黄先生则说，“现在没有这么多陷阱了”。

　　由丹东经济研究所编译的《朝鲜新涉外经济法规》(2002年10月版，没有正式出版，属内部资料)披露：1984年，朝鲜颁发了第一部《合营企业法》，1995年之后又相继制定颁发了《合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人所得税法》和《合营企业实施细则》等涉外法规。1993年月1月，朝鲜最高又通过《外国人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收法》、《外汇管理法》、《自由贸易区法》等几个新的法规。

　　在《自由贸易区法》中，有建筑物转让及抵押、加工贸易、开发及经营、广告、边境检疫、转口贸易、承包建设、观光旅游、外国投资家代理人、货币流通、价格规定、企业运营管理、租赁土地、朝鲜元货款、国内投资企业创设及运营等20条细则，操作性强。而引起国际市场关注的是近年颁发的“三部大法”———金刚山旅游特区法、开城工业区法、新义洲基本法。

　　有中国企业家认为，朝鲜外资立法条例宽松、对外资企业限制甚少。1986年颁发的朝鲜合营企业法允许外汇参股的股权比例可高达99%，红利和资本可自由全部汇出而且免予纳税，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定为25%。1993年修订后的新合营法在税收、股权比例等开放条件方面没有大的收窄。

　　港商黄先生在平壤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经营餐饮、卡拉OK、桑拿，在三年前一次性投资1700万港元，“现在基本打个平手”，他向记者透露，外资企业在朝鲜纳税的弹性很大，娱乐业可以纳10%的利得税；而百货业的税则更低，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将获得20%～30%利润中的60%交给朝方，再由他们包税。

　　朝鲜修改涉外法规集中于1996、1997年，其背景是急于摆脱当时的经济困境。2002年8月8日，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崔强首次对外公开谈朝鲜经济出现的问题———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朝鲜失去了一批传统贸易伙伴，经济飞速下滑。如今，朝鲜面临“经济”和“军事”两大问题，前者是指物资短缺，生产停顿，无法维持配给制；后者是指包括布什政府强大的外交压力。

　　崔强的讲话被视作一个信号。

　　从2002年7月起，以提高大米价格为基础，朝鲜开始了物价改革。这被看做是朝鲜经济改革的开始。其主要措施有三：取消配给制、大幅度提高物价和工资、废除外汇券。

　　朝鲜每公斤大米的收购和销售价格由原来的0.82朝元和0.08朝元分别提高到40朝元和44朝元，提高幅度分别约49倍和550倍。朝鲜城镇居民原来的月平均工资为110朝元，现在达到2000朝元，提高了18倍。在物价全面调整后，朝币的汇率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正，由原来的2.15朝元兑1美元变为190朝元兑1美元，接近黑市牌价的200朝元水平。

　　港商黄先生说，朝鲜的经济解冻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关系又没有关系”。

　　朝鲜经济开放的解冻迹象是真实的吗？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朝鲜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华丽银行)、美国的可口可乐运到了平壤、与香港直航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有限制地开放赌业、外汇进出采用登记制、由无税制向低税制过渡等举措相继出现。

　　全世界正在睁大眼睛在看朝鲜会不会出现奇迹。但是，明天的事永远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