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
去年11月中旬，就在新政府提出以增税、举债为中心内容的新预算的同时，“五贤人委员会”(经济专家顾问组)也向政府提交了其经济报告。五位知名经济学家在这个报告中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完全是自己造成的，“目前缺少能重建消费者的信任的明确前景”。他们提出20点促进增长和就业的纲领，要求进行深刻的以减
税、减少国家干预、实行更灵活的就业政策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改革。这些主张并不新鲜，诸如经合组织、欧盟、经济研究所等多年来就要求德国进行这些改革。德国报刊指出，结构改革叫了多少年，不是认识不到症结所在，问题在于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真正落实。
德国号称市场经济国家，但实际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程度甚深。从就业保护、工资水平直至商店的营业时间和冬春商品换季减价的时间，都有繁多的法律规定。政府以种种方式直接控制着社会每年创造财富的将近一半，而为了使用这笔财产，又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政府的雇员达到150万人，比30年前多60万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每10万居民拥有的职业法官是英国的6倍。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分发着各式各样的补贴。“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存在。
德国社会的另一大特点是强调决策要取得“广泛共识”。而这种特点的直接后果就是决策过程繁多，议而不决是家常便饭。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就曾批评德国社会在“共识”的借口下裹足不前的弊病。许多有价值的改革倡议即因此而迟迟不能化为行动。联邦制往往也成为一些政治势力阻挠改革的工具，许多法律需要各州的同意才能生效，而各州则出于党派斗争和地方利益而设置障碍。战后时期，联邦一级的法律中约有10%需要取得各州的同意，而如今上升到60%，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是另一个制约改革的重大因素。施罗德是在1998年凭借“新中间”，即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上台的。而“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在于摆脱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主张，强调市场的力量而不是片面的保护工薪阶层的福利。但是，近来的形势发展表明，施罗德放弃了其“新中间”的政策主张，越来越屈从于社民党的基本社会力量———工会的压力。据此间媒体统计，在新一届联邦议院的议员之中，曾在各级工会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就达190人，超过全部议员总数的1/3。新政府成员中，尤其是经济劳动部和社会福利部增加了来自工会的官员。
新政府上台两个多月出台的政策十分鲜明地体现出工会的影响。例如在贯彻哈尔茨委员会提出的克服失业的建议时，恰恰在核心问题之一的临时工工资和待遇问题上推翻了哈尔茨委员会的建议，强调临时工要得到同等工资，以致于哈尔茨本人不承认这是他当时的建议。又如医疗改革提高了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者的收入标准，也就是强迫较高收入的阶层拿出钱来去填补法定医疗保险的亏空。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关于零售商业营业时间的法律规定。上世纪50年代，正是在工会的推动下，制定了限制营业时间的法律，理由是保护员工的健康。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不知多少人呼吁过放宽限制以扩大就业促进经济，但至今仍未完全放开。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最近才刚刚提出星期六可以全天营业的方案。一些工会领导人的言论表明，工会仍然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一位评论家指出，工会已成为德国政治利益集团中“最保守”的组织。
艾哈德曾经说过，经济一半是个心理问题，也就是说有无对前景的信心。德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正在于公众对前景感到忧心忡忡。人口不断老化，如何确保养老金的支付？医疗保险该如何改革才能改变亏损状态？高额国债怎样才能降下来？此间舆论一致认为，德国多年以来过的是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日子，现在要面对现实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留给德国的时间并不很多。增强经济活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全文完)
(本报柏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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