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发自华尔街：中国媒体不要误解我

　　

2002年10月史蒂芬-罗奇与女儿在北京八达岭长城。

　　周德武 薛昊剑译

　　编者按：作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师，罗奇在过去几年里十分关注中国。对中国经济坚定不移的乐观和对世界经济的悲观看法构成了其经济评论的特色。但他本人非常不理解的是，近来他被某些媒体指摘为“中国输出通缩论”的制造者。本报上期刊出了驻联合国特派记者丁刚采写的《全球通缩不能怪中国》的“独家视点”，对此作了解释。为有助于中国读 者更准确地理解他的观点，罗奇先生新年前夕将其刚刚写成的评论通过丁刚转交本报编辑部，授权本报独家全文刊出。

　　5年间到访中国20多次

　　过去几年里,我对于中国经济坚定不移的乐观看法与我对世界经济的悲观观点一起，成了我的一大特色。这种看法源自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那场危机中,亚洲那些引以为豪的成功者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从泰国到韩国，东亚的经济增长奇迹破灭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体伴随着货币的大幅贬值，出现了近乎萧条的收缩。但中国成功地抵御住了亚洲经济危机和社会骚乱的蔓延，屹立于东方而不倒。

　　当时我的直觉是，中国将掌握着制止这场金融灾难的钥匙，不过那仅仅是一个预感。因为那之前我很少访问中国，手头几乎没有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从1998年初以来，我成了中国的常客，其后5年间我到访中国20多次。我的确被我的发现震惊了，很快我就明白，中国不会重走邻国的老路。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办法大胆而简单，就是改革。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政府对改革的坚定承诺，引领这个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政策：在1997年至1998年维持人民币不贬值；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推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抵御因全球经济不景气而面临下滑的风险。

　　许多怀疑论者认为，在恶劣的全球经济大气候下，中国的改革步伐将会放慢，但中国的实际表现挑战了上述说法。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对积重难返的国企进行结构重组和改革。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推行一系列金融部门的改革计划，不仅要清理整顿银行系统，而且让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虽然这些改革远未完成，但关键是中国已步入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轨道。我为自己的新著起了一个书名：《不一样的中国》，就是为了强调中国对改革的承诺强度更大。过去5年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中国的成就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将改写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面貌。

　　一夜之间忽然成了一名发难者

　　成熟与睿智相伴而生。中国现在加倍努力并接受伴随巨大经济成就带来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充满争论的世界大舞台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和开放的角色。中国人要学会容忍批评，特别是来自朋友的建设性批评。对这一点，我在2002年10月访华时深有感触。行前我开始琢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态势。10月17日《中国因素》的文章一发表，显然引起了部分媒体的不安。

　　我在文章中说，在全球经济举步维艰之际，中国经济的成功故事将会遇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反应。我并不赞成这种反应，但我认为，当世界经济陷入停滞之时，中国很可能被指摘为全球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我还提醒中国，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将使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出口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我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对上述的不利反应做好准备，并加倍刺激内需。这对于控制本国有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至关重要，同时也将为缺乏动力的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增长源。重要的是，我希望中国能放眼世界，正确看待全球对中国取得令人炫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反应。

　　2002年10月末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名发难者———一名带头指摘中国应当为世界当前存在的一些主要经济问题负责的外国经济学家。但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我只是想向中国提出警告，即国际舆论的风向可能会对中国不利。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我的错误所在。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不斩来使”。在这个事件中，信息和信使的名誉很快被玷污。全球舆论的确向我预料的方向发展———但不是因为我提出了这个观点，而是因为处于困境中的世界希望找一只“替罪羊”。

　　对中国的误解可追溯到13世纪

　　在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重大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我一直试图澄清自己的观点(参见我于2002年12月13日发表的文章《停止抨击中国》)。我曾经指出，日本和美国没有为自身的问题承担责任。中国与日本的通货紧缩困境毫不相干，也不应为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受到指摘。由于日本改革的失败，使其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泡沫破灭后长达13年的不景气。而缺少家庭储蓄的美国经济则过分依赖外国资本，美国只有通过购买外国商品才能获得资本———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美国国内的购买力而言，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能够给美国带来从其他贸易伙伴那里得不到的意外收获。

　　对于这些教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西方依然抱有误解中国的成见。这正是我早先写的有关中国文章的主题，我发现一些有趣的研究表明，对中国的误解可以一直追溯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参见我在1999年4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的艺术风格》，收录于《不一样的中国》)。但中国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确做得不尽如人意：在中国正逐步走上整个亚洲和世界的领导舞台时，她必须愿意聆听并回答各种形式的批评，特别是那些来自朋友的建设性意见。只有中国日臻成熟并欢迎所有批评之时，才是中国真正成功之际。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国际社会得到批评和反馈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信号机制，可以驱使中国在通向经济繁荣之路时进行矫正或再矫正。正因为如此，它赋予了这场争论对于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更深刻含义。中国人没有必要害怕这些非议，也不必事事加以反驳。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和迅速发展的世界金融市场之中，中国必须学会把这些非议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积极动力。因为睿智和老练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成熟所必须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