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决策者相信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世界经济运转，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就永远提不上议事日程。汇率动荡将永远是世界经济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向松祚

　　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时期。全球大多数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意义上 的“经济危机”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通货收缩已成定局，尽管美国联储已经连续11次降息，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竟然不升反降，给货币理论家出了一道难题。

　　6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好不容易在90年代得到完全控制，但是否接着要开启一轮长周期的通货收缩，世界金融专家真有点忧心如焚。国际货币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欧元的诞生似乎还没有达到稳定国际货币的目的，美元-欧元-日元的三角汇率成为各国金融当局决策的主要变量。海湾战争阴云密布、美伊战争一触即发、中东局势扑溯迷离，搅得世界石油价格变化莫测。加上全球恐怖主义到处泛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制约全球经济的复苏(对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冲击最大)。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国际社会仿佛失去了领导能力。各种论坛、峰会、研讨几乎天天都有，但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真正具有建设性、实质性的重大举措，许多所谓的峰会、论坛似乎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开个记者招待会、发个什么宣言就草草收场。美国一意孤行，借国际反恐打击伊拉克之名，行控制世界石油资源之实，国际社会却毫无办法、只有坐山观虎斗。欧元出台三年多了，许多国际经济金融专家一直呼吁美国、日本和欧盟必须就未来国际货币机制达成共识和协议，以真正稳定世界金融市场，但时至今日，没有看到任何进展。美国许多决策者本来就讨厌欧元出台，近两年欧元疲软，正是他们希望的结果，绝对不会率先提出什么稳定汇率的动议。欧洲央行自成立之初，怀着宗教般反通货膨胀的热情，对外部汇率似乎不太关心。日本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举止失措，经常放任日元汇率贬值以刺激出口，当然也对稳定汇率没有兴趣。其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更是提不上议事日程。虽然国际社会反复强调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性，但最近几年各国贸易冲突却越来越多。

　　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代国际经济金融缺乏最基本的制度框架(贸易领域里有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差强人意)，缺乏最起码的秩序和规则，要谈具体的政策合作和协调无异于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这就好比在一个没有宪法、没有政府治理架构的国家里，谈论政府和地区之间的政策协调一样，是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虽然目前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组织林林总总，但至今没有形成任何可以有效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完整架构。

　　诺奖得主蒙代尔教授早就指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经济金融就再无体系和秩序可言，完全陷入了一个各国自行其是、以邻为壑的无序状态。佛里德曼当年就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使命也就终结，应当立刻散伙。直到1997年IMF—世界银行香港年会召开的时候，佛老还在大声呼吁：IMF和世行的存在弊大于利，本来早该散伙，苟延残喘至今，现在马上散伙吧！蒙代尔主张固定汇率，佛里德曼提倡浮动汇率，两位大师对国际经济金融均衡机制(调节机制)的看法南辕北辙。佛老认为既然IMF和世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就让各国自行其是吧！蒙代尔则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人为错误的结果，是人类金融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虽然他也认为IMF和世行有等于无，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他与佛老不同的是：他强烈主张重建国际金融货币秩序。

　　除了超级大国的既得利益阻碍国际货币秩序重建以外，还有两个错误理论制约着人们对国际货币秩序的认识。这两个从根本上错了的理论不仅误导人们对国际经济金融的理解，更是近30年来国际金融动荡不安、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主要根源。

　　第一个大错特错的理论是浮动汇率理论。20世纪以前，主张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各国经济运转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20世纪以来、尤其是7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成为全世界的主流观点呢？对于这个问题，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史学家还没有给出完满的解释。最令人吃惊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时期是与浮动汇率相结合的，而1971年之后的浮动汇率时代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金融最动荡不宁的时代，但人们竟然坚信浮动汇率是最好的汇率制度，视固定汇率为万恶之源。IMF原来是坚决维持固定汇率体制的，在70年代却一反常态，到处鼓吹浮动汇率。IMF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让汇率浮动。阿根廷经济崩溃以后，没有多少人认真总结其财政政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内部问题，几乎众口一词指责其货币局制度是罪魁祸首。每次香港经济面临困境，总有人大声疾呼放弃联系汇率，认为这是拯救香港经济的不二法门，幸好香港决策者不为所动、坚守联系汇率。中国外贸出口稍有下滑或国内经济通缩衰退，有人就立刻要求改变汇率或干脆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主张浮动汇率最有力的理由是：浮动汇率让国内有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可以任意改变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来刺激经济，或者通过汇率的变化来对付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不平衡。但历史一再证明浮动汇率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相反，浮动汇率无一例外地总是导致通货膨胀、汇率动荡和经济波动。然而，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决策者(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IMF和世界银行的决策者)相信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世界经济运转，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就永远提不上议事日程。汇率动荡将永远是世界经济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个错误理论事关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国际储备资产。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每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应当保持平衡，也能够保持平衡，却没有考虑各国对储备资产的巨大需求。20世纪以前，储备货币是黄金和白银，世界储备资产的增长受制于全球黄金和白银的产量。20世纪以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黄金和白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美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各国为了稳定汇率、保证国内经济具有充分流动性，必然需要积累大量美元储备，反过来意味着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就提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如果世界各国要累积外汇储备，美国国际收支就必然是巨额赤字，要消除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世界各国的储备资产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除非创造出新的储备资产来取代美元。这就是后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来历。但特别提款权却远远没有解决世界各国对外汇储备的巨大需求。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时，佛里德曼高兴的预测：这下好了，各国央行再也无需巨额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汇率，世界各国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将急剧下降。事实证明佛里德曼错得离谱。30年来，世界各国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是美元)增长了数十倍。浮动汇率体系迫使各国自己负责汇率的相对稳定，不得不累积大量美元以应不时之需。今天许多国家以拥有庞大外汇储备而自豪，为什么要这样？一个重要理由是要对付汇率投机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之时，香港、台湾和大陆要不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让投机者知道大赌一场的胜数极小，三个地区恐怕很难独善其身。

　　各国狂热追求美元资产对世界经济有两个严重后果。首先，美国是美元巨额需求的唯一收益者。各国对美元需求量越大，美国就越不愿意改革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越不愿意稳定国际汇率，汇率动荡的问题就越不容易得到解决。其次，各国狂热追求外汇，必然意味着不惜代价争夺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出口市场。结果是许多国家的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刺激、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严重忽视内部需求，并造成许多出口产品世界市场的严重过剩。90年代华尔街严重的股市资产泡沫以及随后的崩溃，都与各国狂热追求美元资产密切相关。因为许多国家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并没有用于本国的资本积累，而是大量投资到华尔街的股市和债市。

　　一言以蔽之，人类当代面临的经济金融体系是一种寡头垄断的格局。如果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没有决心牺牲部分自身的利益、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很难指望全球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各国只有听天由命、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