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每一个存在着华人社团的城市上都标上一面小红旗，那么地图就会变成一张红纸。

　　★内地未来跨国企业的候选人，一定是充分利用了内地廉价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未来真正成为跨国企业的内地公司，肯定是要利用海外的资源和市场。

　　★第一代华商的辉煌主要是由出走东南亚的华裔所创造；第二代华商的商业奇迹则是由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所创造；而当今正在崛起的第三代华商则将由内地企业家构成其主体，并将伴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腾飞。

　　★当今，海外的资本与技术经由华人这一媒介，正在与中国庞大的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巨大的商业网络和商业循环。这一商业循环不但会催生出一大批新一代全球运营的华商，同时，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与成长的高速，势必会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未来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本刊记者 陈慧明 梁海丽

　　“华商，首先是有中国血统，是华人；其次是经商办企业。具体指华裔、华侨、港、澳、台以及大陆地区的商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对华商这一历史有之现在依然活跃的特殊群体进行了新的阐释。

　　这一定义延续了华商发展的脉络，华商，这个以血缘关系和职业作为共同背景的群体，一直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穿针引线横贯始终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条清晰的轨迹展现了华商的发展道路。当国内刚刚尝试市场开放之时，内地还没有什么人可以称得上是华商，华商几乎泛指海外商人。恰恰是那个现今被称为引进来的年代，这些被特指为海外商人的华商，给内地企业带来了资金和管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加强，内地企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内地市场竞争开始激烈，他们急需拓展海外市场以维系自身的继续成长，于是他们想到了走出去，华商这一群体有了新的转变，他们不再特指海外华商，而是内地商人和海外商人的合称。

　　中国入世，给更多的中国企业带来了福音，更加灵活自由的国际贸易规则，将会使我们的企业快速长大并能屹立于世界强手之林，那时，我们内地企业将会最终消泯国界的限制而成为跨国企业。企业模式将是两头在外的组织架构——就是资金人才以及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仅仅是注册地在中国。那时的华商概念将真正无海外还是内地之分，而是华裔血统商人的总称。

　　诚然，华商群体概念的扩展，意味着整个群体实力的增加；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商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华人社团这一特殊的团体。

　　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里曾经说过：“华人社团是宗族和同乡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各企业之间层层连接，规模不断扩大，直至覆盖全球，用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当今的互联式电脑网络。”

　　而每个终端就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精英们，借助各地华人社团的力量，他们活跃在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

　　“飞利浦的CDMA部门中，有过半数的人为华人”，浙江华立集团2001年9月份成功收购飞利浦CDMA移动通信部门，使汪力成成功登陆美国市场，这次成功的资本运作无疑是借助了华商的力量。

　　全球化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企业的最终理想，借力华商应该是一条便捷之路，借助遍布世界的华人与华人社团，中国企业将会更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中。

　　第一部 新华商三部曲

　　华商的变迁简单来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引进来、走出去和两头在外。这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阶段华商的特点，引进的是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走出去是为了寻找更宽阔的世界市场；而两头在外则是更高境界的中国企业运作模式，扬长避短，市场在外，资金、技术和人才也从外边引进，而只有生产在国内，那时中国“大制造工厂”的帽子将会有更深层的含义。

　　拜师学艺

　　在这些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外资中，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引进海外华人的资金。从1979年到2000年，在引进的外资中，海外华人资金占到了65.7%。

　　其实，除了引进资金之外，管理的引进同样催生了内地企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这些海外华人带来了全球市场经济规则。

　　1985年，日本筑波的一个高科技产品展上中国科技馆内，不小的空间布满了本应在轻工业产品展中出现的服装、日化产品，惟有中间的位置上摆放着两样货真价实的高科技产品：长征火箭和一台Apple II。

　　“那两样东西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前不久刚刚接任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的张旋龙说道，当时他是从香港赴日本旅行结婚的。长征火箭带来的或许是作为海外华人的自豪，但那台Apple II内安装的汉字处理系统却成就了张旋龙的今天，那就是方正排版系统的前身。

　　如果没有张旋龙的出现，方正或许就不会有今天。当时，国内高科技企业面对发展的大好时机，却苦于资金制肘，引进海外资金成为包括联想、四通以及方正在内的众多企业突围的主要手段。1994年，联想、四通顺利跨越罗湖关口，站在了香港资本市场之上。在那个资本稀缺的年代，资本上的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往往是超越技术和市场的残缺的，当时担任方正新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的张玉峰深谙其中道理。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的规定，企业只有连续3年以上的经营记录，并且赢利才可以上市。

　　于是，1992年底，张玉峰找到了张旋龙，希望和张旋龙的香港金山公司合资成立香港方正，以便利用香港金山的连续经营记录尽快在香港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其实自日本旅行结婚回来后，张旋龙就已经在找王选谈合作，但王选始终未对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香港商人表现出什么兴趣，仅仅是让张旋龙帮助方正做一些海外的工作。这次是方正主动找上门来谈合作，但条件实在是令张旋龙感到彷徨，因为仅有3000万人民币的方正一定要占注册资金8000万港币的香港方正50%的股份，并且使张旋龙父亲创办的香港金山从此消失。张旋龙是在排除了家族的重重阻力后才最终说服自己的兄弟姐妹的。

　　“张玉峰这招实在精明，要不是这样的话，方正在1995上不了香港联合交易所。”张旋龙说道。

　　通过上市，募集3.2亿多港币的方正，将自己的名字由过去的方正新技术有限公司更改为方正集团，开始从急行转入奔跑。而张旋龙又在1999年，当方正面临管理困境之时，在香港一家小茶馆中邀请到了当时担任惠普大中华区副总裁的李汉生，并力劝其出任方正电子的总裁。尽管就在几天前，传出为方正拼杀了3年的李汉生，“黯然离去”的消息，但其历史性的作用却不容质疑，张旋龙事实上力求从管理上提升方正的竞争能力。

　　这一切对方正的发展，毋庸置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玉峰在回忆整个方正的历程时说道：“方正能有今天，除了王选之外，居首功的就是张旋龙了。”确实，方正成就了张旋龙的今天，但也是张旋龙作为海外华商的着力斡旋，为方正引进了当时国内企业稀缺的资金和管理，如果不能说成就了方正的话，至少也是推动了方正。海外华商和内地企业之间的这种生息关系在过去连绵了20多年。引进不是目的，关键是要他们能够物有所值。

　　商海砥砺

　　2001年9月17日，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南京举行，距离中国加入WTO仅仅3个月之遥，这并非巧合，而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必然。中国加入WTO，使得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存在争议的华商概念从根本上得以理清。

　　在大会的开幕致辞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说道：“华商，首先是有中国血统，是华人；其次是经商办企业。具体指华裔、华侨、港、澳、台以及大陆地区的商人。”这就将过去有些人将华商默指为海外华裔商人的概念进行了正式调整。

　　而这正是因为中国加入WTO，以及内地商人的崛起而在全球范围内华人圈中所发生的变化。这次变化就是真正地将华商变成了海外华商和内地华商的总和，伴随产生的，则是过去华商对内地经济所起的作用从过去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时代，转变到向海外输出产品和资金甚至管理与引进资金和管理并存的年代。

　　张旋龙就是较快转变这种角色的海外华商之一。2000年，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2002年4月，马来西亚方正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877万马币，从而成为内地企业在马来西亚上市的第一家公司。

　　在这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断听到海外某集团挺进内地的消息的年代，这两起事件或许没有特别的轰动，但这恰恰是张旋龙开始带给方正的新的礼物——走出去，并谋求方正新的发展契机。而在这两起有意义的事件之中，同样是除了张旋龙之外的其他海外华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就是现任马来西亚方正总经理的郑云诚和日本方正的总裁管祥红。

　　郑云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裔诗人，并且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1995年，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张旋龙来到马来西亚，希望这家代理公司能够成为方正马来西亚分公司。但该公司30多个股东的背景导致意见很难统一，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张旋龙却看中了郑云城，提出由他出来创办马来西亚方正，前提条件是不再从事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结果，150万港元的投资促成了马来西亚方正的顺利诞生。

　　而1996年为方正集团创办日本方正的管祥红，则是王选和张旋龙访问日本时的随身翻译，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前北大学生。当问及张旋龙为何选择海外华人之时，张旋龙说到：“我在日本考察时，向一个日本朋友提起中关村，他说他知道,那是吃涮羊肉的地方，只有海外华人才既了解当地市场又熟悉中国文化。”诚如其言，当东来顺在阿联酋开办分店时，其投资的160万人民币就在短短的半年里血本无归，原因就是因为当时雇佣的店主是一个本地阿拉伯人。东来顺的总经理胡沛立回忆道：“看上去经营还不错，但一结账就是赔钱，最后只好不做了。”

　　现在，方正控股海外分公司的营业额已经占到了公司总营业额的百分之十几。“但我们的汉字排版系统还是有局限性，只能应用于华人出版业。”张旋龙说。于是，方正一种脱离汉字拘囿的文字处理器Rips应运而生，张旋龙的目标是希望它能够占领全球80%的文字处理市场。

　　东来顺之所以失败，而日本方正和马来西亚方正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传统产业与高科技的产业有什么不同，而是双方在选择走出去的时候，所采取的策略不同。本地化并不是一句口号，当张旋龙在日本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地奔走，为方正选择一个好居所的时候，胡沛立又在哪里呢？

　　全球运营

　　相比于方正海外分支机构的建立，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更快的海外拓展模式。2001年8月29日，万向集团收购美国NASDAQ上市公司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和制造的UAI，其目的就是为了拓展自己的海外市场。其实很早以前，万向就设立了自己的美国分公司，业务的发展也中规中矩，但通过收购的方式，一下就使得万向的品牌在美国得以快速树立，并且获得了每年不低于2000万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定单。

　　这些举措无疑是目前国内企业海外拓展的重要手段，但仅仅向海外市场拓展，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真正的跨国企业还是存在着很大距离。于是，一些华商开始筹划着如何为未来的中国打造一批真正的跨国企业。

　　美商中经合集团董事长、美国最著名的华人社团“百人会”成员之一的刘宇环就是这一理念的坚定倡导者，他力求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整合优势资源，并由此建立其新一代的跨国企业。在过去IT产业的热浪中，刘宇环认定：“内地并不具备顶尖的技术，也缺乏资金，但具备广阔的市场，那么我们就从美国引进资金和技术，然后占领这块市场。”于是，美商中经合作为一个注册在美国的企业集团，利用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并在美国寻求优秀的人才，然后在大陆建立自己的企业。

　　在今年上半年风险投资领域的一起重要投资项目中，彩练(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了联想投资、美商中经合和软库等多家投资商1000万美元的投资。而这家公司恰恰是美商中经合在投资了美国彩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后，将其引进到内地的产物。迄今为止，这家公司的总部仍设在美国，但却快速突进了到内地IT市场。

　　早在数年前，首钢NEC，就是首钢集团和日本NEC公司合资的产物，并曾经一度作为内地芯片业的巨头而存在。首钢NEC的资金和技术可以说是来自日本NEC，但其市场却是以全球为目标，在首钢NEC生产的芯片产品中，有80%出口海外。在这个过程中，首钢NEC利用的是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一位业内人士曾经说道：“内地未来跨国企业的候选人，一定是充分利用了内地廉价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未来真正成为跨国企业的内地公司，肯定是要利用海外的资源和市场。”

　　无论是方正的遍地开花，还是万向集团开创乡镇企业收购海外公司的先河，都充分地向世界展示了华商的力量。

　　“现在浙江很多企业在准备开拓海外市场之前，都先到当地联系华人，借助他们的关系网，很多事情会变得简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说道。

　　第二部 全球华商精英谱

　　华商精英的成长历程颇有意思，他是一个从外围逐渐渗透内部的发展过程：第一代华商的辉煌主要是由出走东南亚的华裔创造；第二代华商的商业奇迹则是由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所创造；而当今正在崛起的第三代华商则将由内地企业家为主体，并将伴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腾飞。

　　红顶商人胡雪岩几乎成为华人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其利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但华裔商人同样能够在海外担当红顶商人的角色，甚至取得了远远超过胡雪岩的成就，那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呢？这就是马来西亚华裔商人林绍良曾经创造的辉煌。

　　林绍良，191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1938年移居印度尼西亚，早先作为学徒和店员随叔父经营油粮及土特产品。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为其带来了机会，林绍良此时已经和友人一起经营食品和医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驻中爪哇三宝垄的部队是其主要的客户之一，而该部队的负责人就是后来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哈托。在不寻常岁月里的合作关系使林绍良和苏哈托、胡玛尔达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52年，林绍良迁居首都雅加达，从经营粮油和医药转而开设肥皂厂、纺织厂，又于1956年合资组建中央亚细亚银行。但在此期间，林绍良的企业发展缓慢。1967年，苏哈托执政，林绍良的公司空前发展，其经营范围拓展到银行、保险、证券、租赁以及贸易等国民经济核心领域。1973年，林绍良成立三林集团。

　　1995年集团的总资产高达184亿美元，营业总额约200亿美元，所属公司640家。

　　林绍良演绎的印度尼西亚版红顶商人仅仅是海外华商创造商业辉煌中的一例，如果追溯华商历史，最早打造跨国商业帝国的第一人，则当属永安集团；另一个准红顶商人，则是有亚洲糖王之称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但他们都属于第一代华裔商人，他们是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大陆出走海外，并创建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这一代华商坚苦卓绝的努力并创造的奇迹着实令人钦佩，因此而被泰国国王称为“东方犹太人”。

　　相比于第一代华商，第二代华商的命运则有了明显的突破，他们主要是香港、台湾以及澳门等大中华区概念中的外围区域，诸如长江实业的李嘉诚、台塑集团的王永庆等等，这些人的传奇几乎成为了华人众所周知的故事。他们是伴随60～70年代东南亚经济腾飞而崛起的商业精英。他们创业初试之际，已经是第一代华商跨国企业初具规模之时。同时，恰恰是这第一代华商陆续将自己的资金和管理逐步投向台湾和香港等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第二代华商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华商发展实现真正的突破正发生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大陆。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滋养，大批内地华商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层出不穷地走向前台。加上自1999年开始的内地新经济浪潮，更是造就了一批新经济华商。

　　“内地华商的首要代表应推张瑞敏，而新经济的代表则肯定是王志东——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康荣平说道。但应当看到的却是，在这个传统内地华商刚刚长大，而以知识武装起来的新经济华商崛起的年代将很快来临的今天，无论传统还是新经济代表的华商事实上都被历史捆绑在了一起。海尔集团涉足电脑生产，华立集团也收购了飞利浦的研发中心，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无论传统还是新经济所诞生的内地华商，都可以统称为第三代新华商。曾经撰写了《新华商之路》的作者王辉耀将之称为新华商时代：“他们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拥有国际化视角的新一代华商。”

　　和第二代华商的崛起背景相同，第三代华商同样是在第二代华商已经成熟并且开始将他们的资金和管理转移到内地的时代。

　　但另外一个现象必须关注，那就是伴随着第三代华商的崛起，远在北美洲的世界经济心脏的美国同时活跃起来一批华商，他们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安的作用不可忽略，因为他的经历告诉美国华裔，他们同样能够在世界经济的心脏创造新经济的传奇。”康荣平说道。确实，在王安之后，CA的王嘉廉、雅虎的杨致远以及最近刚刚登上美国中间件巨头BEA公司CEO宝座的庄思浩等等，他们都在昭示着华裔在美国的成功。

　　而最近《财富》杂志连续发表的关于中国内地在生物技术和半导体产业所取得的成功，也似乎在预示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代华商仅仅是刚刚形成，等到他们成熟的时候，或许就是中国经济真正辉煌的时点。

　　第三部 全球华人商圈

　　北京三里屯的某个酒吧，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人总会出现在那里，他们穿着休闲装，互相很熟识地打着招呼，然后在音乐和灯光中穿梭，很快地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现在行业趋势如何？”“哪里需要职业经理人？”“我们之间有什么合作机会？”在一片看似嘈杂又井然有序之间完成着信息的快速传递。这是一个被人们俗称为“海归俱乐部”的松散机构。而远在南斯拉夫，位于多瑙河一艘大船上的中国大酒店里，也总会聚集着大量在南斯拉夫经商的华人，他们一起探讨着各自的生意，并寻求资源整合的可能。

　　事实上，早在1988年，现任中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周晋峰就在组织着这样的活动。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北京海外留学生的第一次活动是在北京饭店谢照华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内举行的，当时到会的还只有十几个人。然而，当互联网的潮水在1999年后载着批量海归们不断地归国之后，这些松散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交流、互助的要求。于是，在2001年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民营企业与留学人员创业研讨会上，周晋峰发出了成立留学生创业协会的号召。

　　仅仅2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9月4日，北京留学生创业协会在北京成立，现拥有500余名会员。

　　留学生创业协会会长周晋峰总结道：“华人社团的组织背景基本上包括三类，那就是地域、行业以及会员的共同背景，其中留学生创业协会就是以会员的共同背景作为组织基础的。”

　　其实留学生创业协会在华人社团中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早在这些留学生团体之前，各种各样的社团机构早就诞生。以纽约地区学生学者联谊总会为例，该组织的会员人数就已经超过万人。更何况还有不少半官方色彩的华人组织，如新加坡华人总商会，是以新加坡这一地域作为轴心而成立，并且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倡导下，由于举办了第一界华商大会而在华人商圈中占据了显要位置。而类似新加坡华人总商会的机构并不鲜见，几乎每一个以国家为区域概念的地方都存在着华人社团，甚至有人更为偏激地指出：“如果在每一个存在着华人社团的城市上都标上一面小红旗，那么地图就会变成一张红纸。”

　　如同前面奈斯比特指出的那样，华人社团就像互联网一般正在以其松散但相互连接的方式不断扩展，各种各样的机构像一个又一个的站点在整个网络中不断延伸。2002年6月18日，注册于香港的中华创业投资协会在北京宣布成立，这是风险投资行业在大陆仅仅发展了几年后的产物。自2002年3月12日，华平创投(亚洲)董事总经理孙强在“《数字财富》2002风险投资论坛”上发布成立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的倡议，到6月18日，就有包括华平、华登、软银以及摩根等50多家国际大型投资基金参与其中，而其会员都是这些基金中的华人高级管理者。

　　借力华商组织

　　华人社团的蓬勃发展，奈斯比特曾经在《亚洲大趋势》中追溯其原因：华人多年来文化中积淀的宗族概念，以及由宗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组织观念是现今华人社团的基础。在古老的宗族文化中，维护组织秩序、形成互助同盟并促成相关联谊是宗族的主要目的。

　　周晋峰创办了留学生创业协会后的首次重要商务活动，是在2002年5月17～19日组织了一个潍坊投资考察会，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共有100多人，号称百人团。那次活动取得了签署合作投资金额过亿元的成绩。其后，诸如WTO研讨会、台海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等活动基本上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但周晋峰将前者归纳为实际具体的功能，他似乎更认同协会的交流功能，因为他希望留学生创业协会就是一个留学生活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各种功能。“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下边的人几乎都在谈生意。”周晋峰说这话时嘴角挂着笑容，因为他觉得会员们感情经验的交流，特别是互相结识并成为好朋友是协会活力的基础。

　　其实并不是所有华人团体都这么看待问题，中华创业投资协会作为一个以行业为背景的团体，他们更加注重的是生意上的合作。现任中华创业投资协会主席的孙强在阐述该协会成立的目的时说道：“我们要有一个对等的机构进行交流，同时为在内地营建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行努力。”

　　2002年8月16日，华润大厦顶层的美洲俱乐部内，以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理事长孙强为首的十几个代表和来自外经贸部外商投资司副司长邓湛以及科技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的相关代表就内地创投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探讨。其中大家交流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对创业投资税收的征管问题。在中华创业投资协会会员看来，当投资商投资于某个企业时，同时向企业和创投征收所得税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尽管双方并没有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但会后却在融洽的环境中达成了定期会晤的协议。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创投这一领域而言，在具体投资项目上的合作，是促成投资成功的关键所在，于是，现在会员间三五成群地一起看项目，已经成为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的最日常的活动之一。

　　但华商群体在资讯不断发达、贸易范围日益拓展的今天，似乎开始谋求更高层面的互动。世界华商大会开始脱离会员间互助联谊的基础目标，并将自己的眼光放在了在全球范围或者说至少是华人商圈中整合资源、营造良性商业环境之上。而全球性的大型华人商会也开始屡见不鲜，世界华人工商互助联合总会，简称华人商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00年10月26日，以有意到大陆从事商业活动的海外华人为主体，联合海内外几十家工商协会组成的互助联合总会，由美籍华人朱伯舜发起成立。华人商会现拥有会员80余万人，已经先后向大陆投资了上百亿人民币。

　　当然，华人社团的成立除了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各地华商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不再是势单力孤的个人，而是结成了一个群体，由此，可以使内地企业在走进海外市场的时候，得到更加全面的帮助。

　　华商社团成长

　　“在我的印象中华商大会确实很有影响力，而其他的则知之甚少。”多年从事华商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说到。康荣平如此感触的事实是华人商圈存在着和互联网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在一群松散的服务器之间，难以寻找到忠诚，就如同迄今为止，网络新闻读者相比于纸媒介的读者，其忠诚度往往偏差一样。

　　留学生创业协会，只需每年交纳200元的会费，并且具备一张海外文凭，就可以加入其中。而像纽约海外华人学者联谊会等机构，则连会费都不用支付，只需提出一个申请。另外，在众多华人社团中，会员并没有受到过多约束，几乎大量的活动都是自发参与。这种组织形式在过去信息化和全球化并不显著的时候，促成了众多华裔商人的诞生。

　　但华人商会，这个作为全球性华商组织的机构显然不再满足现状。于是，华人商会成立了世界华人工商互助联合总会中国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华人商会的主要会员共同出资，由华商总会的总干事长负责管理的一支投资于内地的基金，该基金现在的规模为30亿港元。“这是为了增强会员之间的凝聚力，并力求使我们的组织在商业活动中更为有组织地体现规模效应。”华商总会的总干事长蔡宏艺说道。

　　或许，华商总会在尝试，力求在新的环境中对过去华人社团的组织形式进行完善，从而让其更能够吻合当前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或许，华人商会本身多年来积淀的组织结构，其本身就体现着一些潜在的规律，使得他本身的生命力将依然旺盛。

　　世界华商大会的定期召开，将会使华人社团这个历史上就比较松散的组织结构逐渐走向轨道化，增强华商的凝聚力。当然，无论结构紧凑与否，这些组织在华商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却是在日益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