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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乾坤北京报道
尽管“中日之间还有至少40年的差距”，但是“日本与中国正面临着极为相似的结构性问题”。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先生的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而在中日经济问题之间有着最多相似性的，大概要算共同面临的银行业重振问题。
同样被巨额的呆坏账困扰着的中日银行业的背后，是同样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和政府对应行业的保护。日本刚性的结构矛盾，不仅难倒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六位首相，使日本过去的十年成为了“失去的十年”，连决心改革的小泉纯一郎也对之一筹莫展。
日本是中国的镜子吗？
新挑战
从今年4月份开始的“存款大逃亡”是日本银行界面临的最新挑战。
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存款，还是居民个人存款，都由定期的逃向活期、存在中小银行或地方银行的逃向大型金融集团、存入日资银行的逃向外资银行。据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日本1000万日元以上的定期存款余额为93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2万亿日元，相当于一家大型银行的全部存款余额。
目前这一现象并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遏制，那么，日本今年因遭挤兑而破产的中小金融机构将远远突破2001年的50家了。这是日本金融界以及那些和可能破产的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议员们所不愿看到的。
小泉不得不妥协了。他已经指示日本金融厅研究新的措施，全额保护“结算性账户”的存款，避免引发连锁性破产案。
导致存款大逃亡的导火索是今年4月份小泉政府推行的“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所谓“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是指政府只对储户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一定额度的保护，超过部分不承担赔付责任。金融机构破产时，政府的存款保险机构只赔付1000万日元以内的本息。如果储户在同一金融机构内有多个账户将合并计算。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机构破产储户可能失去限额以外的所有存款。
“存款限额保护”政策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从今年4月开始，针对定期存款实施，而活期存款则按原政策实行全额保护。第二阶段，从2003年4月开始，将解除对包括活期存款在内的所有存款的全额保护。
由于活期存款至少在目前有安全保证，所以储户纷纷将定期存款改为活期存款。为了保护存款的安全，东京都政府也被迫在今年3月底之前，将1.2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从定期存款改为活期存款。储户为了保护自己存款的安全，只能选择财务体制健全、盈利能力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破产风险的大型金融集团。而且，由于国际信贷评级机构不断降低这些大金融集团的信用评级，他们担心，尽管日本的几大金融集团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金融机构，但也同样有破产风险。他们只好将资金转向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外资银行，这导致日本国内信誉好的外资银行的存款急剧增长。据日本中央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外资银行的存款余额同比猛增60%，而日本大型金融集团今年的存款余额同比却只增长了6%至12%。
“存款大逃亡使小泉面临双重考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姜跃春说，这是日本学者的普遍感受。要么继续对存款实施全额保护，延续“量的缓和”政策，放任金融机构呆坏账缓慢恶化；要么解除保护，加剧他们的破产危机。
也许小泉可以一意孤行，不顾重重阻力，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由此给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可怕后果：更多的金融机构破产、更多的存款人失去保护、消费信心再受打压。小泉政府能承受吗？
如果说小泉的前任们因为缺乏面对财阀和政客压力的勇气的话，那么面对日本90年代第四次全面的、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小泉更多的压力来自于“失去的十年”最后的挑战。当然，面对经济不景气的挑战，小泉也可以改弦更张，暂缓推行解除保护政策，乃至全面退回到存款全额保护的政策底线，以挽救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破产风险，避免加剧目前的不景气，但是，人们对本国银行的不信任感却不是任何一个简单的政策能挽救的。
改革的怪圈
没有人否认，日本银行业根本出路将来自自由竞争而不是政府保护。但是，拥有巨额不良贷款的日本银行业，如果没有政府保护靠什么去竞争？
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100万亿日元，不良率高达15%。日本民间估计的数据竟然远高于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而高盛公司则认为，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已经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姜跃春说，日本民间并不信任官方的统计数据。据日本金融厅8月2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高达52.442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457万亿日元。日本银行业每年都要游说政府帮助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在为日本解决不良贷款出谋划策，但是，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不良率就没有下降过。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短期内，任何改革都势必影响经济景气。这确实令几乎所有的首相有投鼠忌器之惑。然而真正的阻挠来自于财阀和利益相关的政客。
在“政治家不在”的时代，不良贷款高企的问题一拖就是十年。姜跃春说，日本的关键还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而又没有诞生真正的政治家推动改革。
继桥本政府的六项改革之后，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小渊政府提出要进行“金融大爆炸”，似乎要大干一场，要重点加强金融竞争和自由化。其中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政府解除对1000万日元以上的存款全额保护。然而，面对地方财阀和政客的重重阻挠，小渊政府包括“存款限额保护”在内的大多数政策，并没有实施。以号召大刀阔斧实施改革而知名的小泉政府尽管面临同样的阻力，但是，更严峻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重新祭起“存款限额保护”这一小渊政府的旧招。
然而，当发生必然性的存款逃亡，同时影响到经济景气的时候，小泉也不得不慎重行事了。
日本经济改革就这样陷于了一个怪圈：经济不景气使任何改革都难产，不改革经济将更加不景气。
忧郁还很漫长
日本金融界也在试图寻找出路。今年4月份，在日本本土“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推出的同时，随着酝酿了两年的金融机构大合并的完成，持续了十年的机构撤退在中国达到了高峰。
2002年4月份，日资银行上海分行由巅峰时期的12家锐减至4家，有的则由分行降格为代表处。显然，这与欧美银行、台资银行大举抢滩登陆的举动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一个持续了近十年的机构撤并运动的延续。”社科院日本所经济室专家说。但是，到本世纪初，出现的新情况是，政府保护不能再当成遮阳伞了，迫于破产的压力，金融集团开始跨家族重组，由家族财阀主导的金融体系，转为由几大跨家族的财阀控制的金融体系。
继2000年上半年，日本的金融界大刮重组之风以后，今年以来，金融大重组再次掀起一个高潮。一是没有进入大的金融集团的银行开始重新寻找合并伙伴。大和银行和朝日银行已决定进行经营统合，明年秋天以前正式合并。属于三井家族的樱花银行与住友家族的住友银行合并成立了三井住友银行，东京、三菱银行也进行了合并；二是几大金融集团的内部重组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由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而成的瑞穗集团在2000年4月统合为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后，原来的三家大银行仍以独立法人身份开展业务，今年4月1日，按服务对象和业务性质重新组织的两家银行正式成立，由三和、东海、东洋信托等三家银行合并组建而成的日本联合金融集团也在加速融合；三是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资本融合开始加速。瑞穗金融集团、UFJ金融集团、朝日银行为了在处理不良贷款的同时不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近期补充了近6000亿日元的资本金，其中50%-60%是通过大型生命保险公司入股解决的。与此同时，三井生命、住友生命等大型生命保险公司也通过让银行入股的方式，筹得了2600亿日元的资金充作自有资本。此外，保险公司之间的重组也在进行之中，明治生命和安田生命已于3月实行经营统合，计划两年后合并。
日本金融界的一系列合并势必导致世界金融集团排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重组后的日本四大金融集团，全部进入英国银行家2001年全球十大排名。其中瑞穗金融集团总资产高达141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6.62元，跃居世界规模第一；UFJ控股集团总资产为103万亿日元，居世界第三；三井住友银行集团总资产98.74万亿日元，名列世界第四；三菱东京金融集团总资产为68万亿日元，排名世界第七。四大金融集团的融资额占了日本的一半还多。
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最厉害的时候，日本企业开始了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运动。日经指数最高达到39000点时，日本的财阀们纷纷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不仅在太平洋沿岸大肆建立各种营业网点，大肆扩张，更是因在美国购置不动产而闻名世界。他们甚至计划买下在“9·１1”中倒塌的世贸双子星座。
等到泡沫破灭后，他们却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裁员和撤并机构的任务。早在2001年合并之初，为了清理庞大的坏账，重振低迷的业务，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就宣布，将关闭一半的分支机构，并在今后三年内进一步裁员。三井住友的具体计划是，截至2004年3月，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将关闭180家分支机构，比原计划多出80%。与此同时，该银行还将裁减员工18%，比原计划多600名，其中总部的4000名员工将裁减40%。估计裁员将为该银行每年节约1000亿日元的成本。
4月6日，日本政府又推出了旨在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紧急经济对策。这项对策要求各大银行对截止到去年9月的12.7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必须在今后两年内处理完毕；对去年9月以后新出现的不良债权，则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处理完毕。
内外交困，迫使日本银行界打破了上百年的家族界限。然而，要消除泡沫膨胀时期的不良影响，要化解几十年形成的不良贷款，更要溶解无形的家族界限，日本银行业的忧郁还相当漫长。姜跃春说，非常不乐观。
日本与中国：同构与异构
同样是政府干预，同样是政府保护，同样是面对巨额不良贷款，甚至连不良贷款形成原因都有相似之处。政府改革面临重重阻力。日本通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高度认同大前研一的看法：日本和中国面临一样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要做得出色得多。
不管是大肆合并，还是裁撤机构，降低贷款的不良率，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体制性问题。姜跃春和关志雄所指称的体制性问题，既有经济体制也有政治体制的问题。
虽然采纳了民主政体，但日本战后奉行赶超经济，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不仅可以直接干预经济，议员甚至可以命令银行向他的选区内企业发放贷款。目前，控制日本经济的只是少数政客，而这些政客和日本各地的财阀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们和一些财伐共同构成既得利益者，阻挠着改革的推进。
这就是政财两界高度合一而政府主导的体制，姜跃春说，更深一层是，除了极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他们本身就是财阀，也不需要保护——对于大多数的地方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农民，日本实行的是非常明确的保护政策，包括对它们破产的保护、对工人农民的福利以及终身雇佣制等。而这些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尤其是长期以来维持的高成本、高福利的体系，使他们很难面对新的竞争。这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也是日本银行业巨额不良贷款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管制，实行自由竞争。关志雄认同中国20年来改革的成绩，但是，他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不比日本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小。
“中国的神话仍然只是另一个亚洲故事”，不久前，《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个神话》，在高盛证券提供给本报的这份报告中，高盛同样提醒中国和世界，在其余所有的亚洲神话都衰落的时候，中国的神话也潜藏着风险。而海外人士对中国神话的怀疑总是要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开始。
尽管中日之间在银行业改革中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但根本的不同是，一个国家刚刚开始经济转轨，它拥有巨大的金融市场和无比低廉的成本，它还有时间在前进中调整；而另外一个国家则因为狭小的市场空间和几乎全世界最高昂的成本，在第一次成功转轨之后，缺乏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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