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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邵颖波北京报道
世界资本像风一样地流动，使出现在拉美的金融病毒迅速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国家流传开来，金融风暴所到之处带来的恐慌早已超过了拉登的恐怖袭击。那种今日不知明日的煎熬时来已久，前途暗淡且无药可救，世人已尽皆知晓。施以援手者无非是害怕此病扩散到自己身上，不得已而为之。
日前，本报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北京的三位专家，专家一致的看法是：尽管拉美金融危机对中国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隔岸观火也需看个仔细，放心要有充足的理由，担心的地方也需早做准备。这三位专家是：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宪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宿景祥博士、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钟伟博士。拉美金融危机现状
自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而爆发债务危机以后，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尽管也有一段时期的发展，但沉重的债务却一直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些国家做过努力，世界各国包括各大国际组织也都给予过帮助，但是仍没有一个问题严重的拉美国家逃出过这个巨大的债务黑洞。岁末年初，阿根廷再度爆发货币危机，2001年12月24日，政府宣布停止支付总值1320亿美元债务，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债国。之后，其连锁反应一直不断，且愈演愈烈，使整个拉丁美洲陷入金融动荡的漩涡当中。直至最近乌拉圭、巴西告急最终震动全球。据阿根廷政府8月9日公布的报告，今年上半年，阿根廷股票市值已经从333.84亿美元降至126.85亿，阿根廷政府被迫放弃了以美元为发行准备的货币局制度。乌拉圭央行也已经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半年来其外汇储备已从31亿美元下降到6亿美元。估计其今年的经济增长为负11%到负11.5%。而墨西哥比索则累计贬值了10%，股市也出现大幅下挫。巴西的外债总额高达2330亿美元，是外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目前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发展态势，钟伟和宿景祥两位均做出悲观的展望，预计拉美经济今年将肯定出现负增长。金融危机的成因
对于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三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宿景祥认为此乃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巨大危机的具体反映，而钟伟先生则是从拉美国家发展历史中寻找答案。易宪容认为，拉美国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政治权力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靠近权力者总是能够轻易地把社会财富占为己有，造成整个社会贪污腐败及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也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没有约束的权力是造成社会经济危机最为根本之原因。这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宿景祥博士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资本大流动的时代，资本的流进与流出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与衰落。拉美国家长期存在巨额外债无力偿还的状况，早已超过公认的警戒线，使得国际资本对它们彻底丧失了信心而纷纷外逃，这对于急需资金的拉丁美洲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另外，拉丁美洲国家较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得早，国际资本在当地催生的各项产业大都已近成熟，新的资本没有太多生存空间，结果这些国家就只能成为旧的国际资本的利润来源。
宿景祥指出，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巨大危机，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国际债权与债务过度集中。目前，全世界外债总额为25000亿美元左右，其中拉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占了65%。而拉美国家的外债达到6880亿美元。高度集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使得国际金融体系极不稳定，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者无法还本付息，就会首先打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银行体系，尤其是美国的商业银行。而美国一旦受到严重伤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可能处于不可预测的恐慌当中。
但是，为什么危机一直集中于拉美而不是别的地方？钟伟先生认为根源还是当地国家的政府出现了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整体性的，不能长期割裂。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的人均GDP曾经高达到近一万美元，其经济结构也不差，其中农业产值占15%、工业产值占30%、服务业产值占50%，巴西的情况也差不多。现在，它们都陷入遥遥无期的金融危机当中，经济发展一直在有增长无成长的怪圈里打转。究其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政府对自身体制的改革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从20世纪初开始至今，除了“庇隆时代”之外，阿根廷政局始终不稳，处在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的混乱局面当中，种种利益集团日益滋生，他们害怕失去选票而不愿削减公共开支，也难真正惩治腐败。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根本性改革措施，例如完善法制框架、惩治腐败等举措总是半途而废。
拉美国家历史上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后，深感依附之苦的它们走上自主经济发展之路，但进口替代战略遭受了很大挫折，最终这些国家还是走上了开放之路，但开放带来的压力并不一定会变成改革的动力，由于其国内政治生态出现明显的权贵化趋势，官员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外国资本则以金钱获得了种种便利。利用外资的过程本来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可是在拉美，这一过程逐步导致了过分依赖外资弥补财政赤字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结局。
钟伟认为，拉美国家的这些历史成因对于中国来说无疑具有警示作用。对中国的借鉴
接着钟伟先生的话题，宿景祥也谈到中国应该如何从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可资借鉴的东西。宿景祥指出，1997年以前全球资本市场上70%的资金都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但是最近情势陡然生变，新兴市场国家的净流入量急剧下降。到1999-2000年度，国际资本市场4000亿美元的净流量有95%都去了美国。而在新兴市场国家里，资本的流出开始大于流入。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大多集中在东亚地区，拉美地区近年来基本上是净流出。这也是拉美地区经济一沉不起，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所在。
宿景祥先生认为，如果承认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兴衰起决定作用的话，那就必须想办法来控制资本的流入与流出。这其中加强国家税制体制改革，完善税收体系应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21世纪的国家间竞争最终可能演变成为税制的竞争。最近二十年发达国家的税率普遍呈下降趋势，但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能力跟风。这就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保持市场等方面优势来继续吸引外资，另一方面要完善税收体系，使一切应收税款全都顺理成章地进入国库，否则，将来到了真的需要在减税方面进行较量的那一步，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中国现在就必须认识到税收制度与国际资本之间的关系。
易宪容研究员不同意宿景祥关于中国资本外逃现象的评价，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情况与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拉美国家是来者不拒，而中国的引资活动相当主动，是有选择性地引资。易宪容说，中国引入的外资有70%是通过香港进来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是真的外资，而是“出口转内销”。这些资本本来就来自国内，它十分熟悉中国内地市场，了解在中国的赚钱之道和安全之道，这批资金绝不会盲目地流向国外。总之，尽管中国的外资引入量很大，但绝对没有形成对世界资本的依赖。
有鉴于此，易宪容提出的建议是放缓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尤其是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资开放，以及中国资本到外国市场的投资都要极其慎重，10年或者15年都不算晚，至少做到成熟一个开放一个，不能冒进。未雨绸缪
不仅因为与拉美地缘关系上距离遥远，双方经贸互为次要地位，更是由于中国的情况与拉美存在诸多根本性的不同，所以三位专家一致认为，拉美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宿景祥认为，即使没有恶劣的财政状况作怪，较早开放的拉美国家对于国际资本而言本身已经没有太多吸引力。先前进入那里的资本现在早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不太可能使国际资本产生新的冲动。而中国目前正处于扩大再生产的阶段，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易宪容也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光明前景都足以产生对外资的强烈吸引力。中国现在的存贷差达到3500亿元，银行资金十分丰富，而且整个社会的资金也非常丰富，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因此，中国大可不必像美国一样担心拉美国家的金融火灾会很快烧过来。
但是未雨绸缪是必要的，因为一时无忧不等于永远无忧。钟伟博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无足轻重的经济角色跃升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缔造了经济成长的奇迹，但是困扰拉美国家的很多问题或多或少在中国都存在。以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金融业、农业的改革已经成为制约瓶颈，社会救济体系、义务教育体系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与此同时，20年前竭力推进改革的不少精英，从已经进行的改革中得到了利益，逐渐蜕化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深化改革的阻力，经济体制改革的上半身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下半身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这是必须及早加以改变的。
另外，拉美国家没有足够的外部制约机制来严格控制政府的膨胀冲动和行政腐败也对我国有警醒作用。阿根廷外债达到1550亿美元、失业率高达15%的局面使政府感到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但在这个压力面前，政府不是下定决心削减开支、降低利率和减税以刺激私人部门的复苏，反而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政策，用借来的大量内债外债肆意而为，把其中的一部分钱任意挥霍掉，把另外一部分投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以稳定民心确保选票，结果造成了今天阿根廷严重的社会危机。
易宪容和宿景祥两位同时提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国防止出现金融危机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根本措施。易宪容说，中国现在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不良资产率仍达25.6%，而资本市场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这些金融机构以往产生不良资产的运作机制，那么不仅旧的不良资产无法逐渐减少，而且新的呆坏账还会不断产生。现在政府采取下死命令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达到某些指标的做法其实很危险，这种做法促使银行不敢放贷，使得3500亿存贷差还有增加的趋势，造成的更大问题是，大量的热钱沉淀下来，躺在银行里动不了，进入不了生产和消费领域，这样就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要知道，现在金融行业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掩盖下来，如果国内经济增长一旦停顿下来那么隐藏在下层的各种问题迟早都会暴露出来。宿景祥说，国有银行必须下狠心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要通过分拆、重组等有效手段分散金融风险，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把所有金融风险都集中在国家身上的局面。同时，他还认为，分散风险也就分散了权力，而权力集中是导致腐败出现甚至泛滥的根源。这些情况我们已经从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当中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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