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张旭 北京报道

　　对于一个非盈利组织而言，假如有人向你捐款100万，同时要求25%的回扣，你会怎么办？

　　7月19日，美国麦考利兰基金会总裁托马斯.麦考利面对中国各大基金会代表时提到了 这个问题。

　　托马斯.麦考利演讲的主题是“基金会的诚信与自律”，他谈到，美国的法律并没有禁止筹款人获取回扣，但是，不管筹款人要求多大比例的回扣，都是不道德的。而在基金会财务管理中，一些会计科目处理也同样徘徊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这个话题引来了与会人士的众多提问。

　　托马斯.麦考利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其家族一直经营着“普罗万象”人寿与意外保险公司，在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大恐慌的时候，麦考利兰家族就在当地办起了一家很大的孤儿院。1952年，麦考利兰基金会成立，至今，该基金会每年支持200多个机构和慈善组织。

　　麦考利兰基金会80%的底金来自家族经营的保险公司，但基金会每年的运作状况主要还是取决于对外投资的回报收益。托马斯.麦考利称，对于非盈利组织而言，除了银行储蓄外，任何投资都有很大风险。

　　对基金会的监管，托马斯.麦考利的观点是明确的，他认为基金会仅有自身的行为约束是不够的，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其财务透明化。

　　麦考利此次访华是应中华慈善总会主席阎明复邀请而来，阎明复透露，由于国内公益机构的发展，中国政府将出台更多的所得税免税政策，这将促使越来越多的所得税转移到基金会方面，因此，基金会如何解决自身的诚信问题、财务管理问题以及监督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

　　阎的进一步阐释是，如果政府要推动“小政府大社会”的职能转换，那么必要的前提是公益机构确实有能力承担这些义务，否则，就算政府想把福利院交出去，也找不到能够经营它和管理它的基金会。

　　基于上述原因，中华慈善总会拟与麦考利兰基金会合作，由后者出资，约请国际著名基金会的财务管理专家介入，共同研究建立中国基金会的诚信制度，探讨中国基金会及公益机构的诚信标准。

　　《21世纪》：在美国，基金会筹资成本的比例是多少？你认为多大的比例比较合适，同时，这笔开支在会计项目上应如何体现？
　　托马斯.麦考利：不管做什么，都会有成本。美国大部分机构的章程对自身运作费用都有规定，这个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能超过15%，此外还有10%的比例可以用于筹款本身的成本。

　　美国各种非盈利组织的帐目上，有两种栏目，其一是管理费用的栏目，其二为具体所从事的慈善活动的栏目，一部分管理费用也可以列在筹款成本的项目下，比如教育项目的开支，所谓教育是指筹款时需要向捐款人宣传，教育他们为什么要去捐款，这种费用就不一定是管理费用下的开支。

　　《21世纪》：麦考利兰基金会对外投资收益如何？是否进入高风险领域，如股市或债券？
　　托马斯.麦考利：我们对外投资收益大概保持在7%-10%的水准。我想，不同行业对高风险这一技术性词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于非盈利组织来说，任何伤害其组织运作的事，都可以被理解为高风险。我们这个基金会，在每年11月到12月底期间会得到大量捐款，捐款人这样做是出于避税的目的。而这些捐款往往要到第二年的七八月才能花出去，在其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将捐款用于购买一些国债，或者是非常稳定的股票，普遍的看法是这样做风险较小。如果我们收到的钱在两三年内都不能花出去的话，那么投资管理就是另一种情况。我们的中长期款项，可能60%是购买股票，40%购买国债或者公债，这样的结构，可以使投资风险降低。同时，长期投资会分成许多不同的部分，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部分，这样的综合收益就比较安全。

　　《21世纪》：现在中国一些老板愿意用一千万来捧红一个影星，但是却不舍得捐助失学儿童，这是不是中国的慈善事业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托马斯.麦考利：前不久我就此和中国一位企业家进行了交流，这位企业家说，企业如果捐款给慈善事业的话，受捐助者会感谢政府，而不是去感谢捐赠人，于是捐款人就感觉到不太舒服。

　　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慈善组织应该明白捐款人最需要的是什么，非盈利机构和慈善组织给予捐款人最好的礼物是：让社会知道他为社会做了什么事情，使这位捐款人获得更多尊重。这是真正的礼物，如果慈善组织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捐款的来源就会萎缩。

　　对于中国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慈善事业才能摆脱仅从政府那儿要钱的困境，把筹款渠道转向社会。

　　《21世纪》：麦考利兰基金会收支情况如何？在中国国内有没有资助对象？
　　托马斯.麦考利：美国经济现在不太景气，我们的收入一年是两千万，支出的钱是两千五百万，不幸的是这样会产生五百万美元赤字。我们每年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万美元投向中国。我们的钱主要是给美国的受助人，或者是通过美国的其他机构发放，这样的话，那些受助人和机构可以得到免税的待遇。

　　如果中国的一个机构想申请麦克利兰基金会的资助，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美国的一个代理机构，因为我们没有像福特基金会那样直接对中国提供项目援助。

　　《21世纪》：中国的一些公益机构明文规定，允许以商业回扣方式鼓励工作人员出去拉赞助，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基金会存在这种现象么？
　　托马斯.麦考利：美国的法律并未禁止筹款人获得回扣，但不管筹款人要求多少个百分点的回扣，都显然是不道德的，虽然这并不违法。

　　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作人员的薪水该有多高，美国非盈利组织的章程或相关法律，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但基本的原则是，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受薪标准不应高于同水准的企业界人士，同时，他们的家庭成员及其公司都不应该受惠基金会，这同样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此相应，美国的一些组织专门从事对非盈利机构的监督，他们会调查，这些非盈利机构的CEO年薪多少，高了还是低了，这些信息会集中起来向公众公布，同时也向政府报告。我想，中国的NPO中心是否也可以来做这种监督的工作。

　　《21世纪》：那么商业回扣如何在会计科目中体现？
　　托马斯.麦考利：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技术的角度看，如果你得到了钱，却还要返还一部分的话，这种捐款可以看成是一种贷款，既然看成是贷款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你的项目是否有必要借这笔贷款。

　　《21世纪》：美国基金会如何保证自己财务报告的真实性？社会各界是否可以监督基金会的行为？
　　托马斯.麦考利：财务报告应该准确及时地反应本组织财务活动的情况。在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年度收入如果达到三十万美元，那么它财务报告就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允许公众对其帐目进行检查。

　　基金会的财务年度报告应包括项目的进展的情况，基本的财务数据。这个财务报告会应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只有一点例外，就是捐款人的名单和他们捐款的数量，这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公开的。此外，各种媒体的监督作用也很重要，他们会让公众知道，非盈利组织做了什么事情，有哪些活动，花了多少钱，是怎么花的。

　　《21世纪》：9-11事件，及安然、Worldcom的财务丑闻，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各界对基金会等慈善机构的捐助？
　　托马斯.麦考利：去年9-11事件后，社会捐赠数目的确有所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的慈善捐款下降了60%，换算成数字就是46亿美元。但我想，安然、Worldcom的财务丑闻对基金会来说是好事，因为它们让投资者对所有上市公司都开始失去信心，所以美国的股市和汇市近期都在狂跌。但如果美国的热钱不能投资于交易性金融领域，就必定会找其它出路，慈善事业对热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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