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国企业界所浮现的监督管理体系严重失灵的问题，已经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个人的贪婪”，而是涉及美国企业精英的核心价值观，涉及美式资本主义的建构原则，因此这也是一种深层危机。

　　美式资本主义的特色就是标榜股东权益至上，与德国及日本企业将股东权益与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包括员工、社区与消费者的权益，等同并重的传统，大相径庭。美国企业在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历瘦身改造、引进信息科技、竞争力普遍提升、获利明显改善之后，对于这套经营哲学更是深信不疑。美国大型企业在体制设计上一味强调，必须给予专业经理人直接而巨大的物质奖惩，以激励专业经理人全力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这套将专业经理人的报酬与公司股价短期表现直接联系的诱因机制，到了90年代后半期更是越演越烈，少数被偶像化的企业总裁与高层主管所攫取的报酬，甚至可以直追公司所有中层与低层员工的薪资总额。所有的企业经营者都以追求“高获利、高成长、高股价”为目标，同时不断利用高风险的财务杠杆进行并购来支撑“三高”。

　　这套激励机制最后却成为诱发企业高层主管、会计顾问咨询公司与投资银行集体舞弊的温床。在华尔街牛市如日中天之际，这批经常以掩饰亏损与膨胀盈余的做账手法来美化公司财务报表、拉抬股价以实现个人股票选择权暴利的企业经理人，顿时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更被不少主流财经媒体吹捧为“新经济”的偶像。其必然结果是，会计做账手法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普遍，这个同犯结构也更结实。等到经济与股市陷入低迷，公司亏损不断扩大，终于五鬼搬运法一一原形毕露。

　　这套原为“谋取股东最大权益”而设的管理机制，最后却沦为掏空股东权益的犯罪工具，绝非偶然。一方面，这套诱因机制本来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面，它的设计前提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深信金钱是唯一立竿见影的激励手段，所以2000万美元的报酬一定比1000万更有激励作用。可是，贪婪的动机也常是腐败的根源，除非能确保监控与制裁机制可以充分发挥防弊与威慑功能，否则贪婪的经理人可以为钱效命，也可为钱犯罪、甚至搏命。而且，既然“有钱能使鬼推磨”，监督与制衡机制也可以为物质利益所腐蚀。

　　在90年代这套价值观逐渐蔚为主流，反映这种价值观的利益分配模式更是枝繁叶茂，至于这个模式的潜在弊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下，在股市繁荣的麻醉下，极少受人重视。相反，美国的行政部门、国会，以及独立监管机构，还在尊重“市场自律机能”以及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大旗下，为五鬼搬运法大开方便之门。从这个角度看，证管会、国会、政府和财经媒体，都是这个广义同犯结构中的一环。

　　正因为这个价值分配模式已经与美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发生盘根错节的关系，美国的民众很难相信布什政府具备彻底整顿会计弊端的决心与能力。最启人疑窦的是：布什团队从总统以下，几乎都曾沾染过这种腐败的企业文化。“安然”是布什竞选总统时的最大单一捐款者；布什本人十多年前就曾涉及“哈肯能源”的内线交易案，而且在他担任董事时“哈肯”曾经被证管会揪出美化账面的弊端；目前证管会也正在调查在1995年到2000年，切尼担任“哈利波顿”执行官时是否涉及浮报获利的弊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林赛，曾经担任“安然”总裁雷依的顾问；布什任命的陆军部长怀特原来就是“安然”的副董事长。更讽刺的是，被布什委以追诉“金融犯罪”重任的专案小组召集人，司法部次长拉里·汤普森，过去自己也曾经涉及内线交易。这个白宫团队快要变成“白金团队”了。难怪有欧洲政论家评断，布什政府除了用爱国情绪来冲淡美国民众荷包缩水的痛楚记忆外，别无挽救共和党政府威信的妙计。看来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已经势在必行。

　　今日美企业和布什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以及美投资大众对于股市避之惟恐不及的受伤情绪，不仅可能严重拖累美经济的复苏脚步，也让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神话面临严酷的检验，更让美在全球建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前景蒙上阴影。如今美国企业的“三高”神话开始受到质疑，全球投资人对美元资产的风险开始重新评估，过去美国经济所享有的空前宽松条件：包括强势美元、低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缩小、企业的资金成本下降、每年高达4000亿美元的境外资金涌入美国等，都将不复存在；80年代拖累美国经济的“三个赤字”：庞大的个人负债、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将再度成为限制美经济成长与科技创新的沉重包袱。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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