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

　　世界经济走进21世纪还没来得及好好过上几天舒心日子，麻烦就一个接着一个，中国资本市场有以银广夏和中天勤为代表的造假搭档，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也惟恐落后地冒出了安龙和安达信，而且还没完没了：世界电信、施乐、默克公司，一个接着一个，演员换了，角色和剧情可是一模一样，真是“寰球同此凉热，宇内共享寒暑！”。号称资本主义制度最完 善之楷模的美国华尔街一时之间似乎患上了信用绝症，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也正在展开。

　　中美资本市场无论相差多大，至少有一点相同：二者都面临严重的会计信用危机，说得难听一些，会计师被许多人视作骗子的帮凶。一向以美国为目标的中国资本市场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否仍然要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一时间陷入迷茫。

　　诚信问题是资本市场上的普遍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资本市场上丑闻与美国版本的环境、根源不同。中国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地建立和变动、修改的过程中发生以上一系列的信用危机事件，而美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新经济的名义下放松管制的结果。

　　上世纪3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世界崇尚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政府奉行的是扮演“看门狗”的角色，对经济是充分的放松与严格的不管制，但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无情地粉碎了自由主义者的梦想，凯恩斯主义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政府开始逐渐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各个经济领域的管制越来越多，而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资本市场也在此背景下欣欣向荣。但风水轮流转，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经济以“滞胀”为特点的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又开始抬头，为提高美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政府部门对突破种种管制的创新活动从限制到视而不见，再到鼓励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出，其态度已经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到上世纪80年代，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标志，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再占上风，到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格拉兹-斯蒂尔法被废止，代之以金融现代化法案，IT和电信领域同样如此，资本市场上的管制几乎形同虚设，放松成为企业和政府的共同目标，以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创新层出不穷，美国也迎来了称作“新经济”的十年经济增长，这十年也是美国企业并购活动最为疯狂的十年，也是投资不理性的十年，也是会计市场垄断局面最终形成的十年，A公司解聘了毕马威找上了德勤，B公司说不定解聘德勤找了安永，而C公司则可能踢走安永招来毕马威，否则你找谁呢？可彻底放松管制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到了重新加强管制的时候了！如何重新加强管制成为政府大员们必谈的话题。美国国会和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会计公司的审计和咨询业务已经明确要求彻底分开，不良公司破产，赔偿诉讼正紧锣密鼓，责任从业界追究到政界，一系列的自查、互查、监管规则都在迅速修改强化。

　　中国情况略有不同，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市场的全球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在风险方面也是全球化的。中美会计市场造假事件应促使人们着眼于国内市场规则的制定、完善与执行，中国问题不像美国那样是会计监管法规的放松，而是很多没有建立起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并购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必然要求大规模的会计公司为其提供复杂的审计服务。虽然美国资本市场也远非完善，但在基本架构上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中国会计市场发展的方向，美国的一些会计制度不能说不好，只是在实践上被大大的放松了，不能因为安达信的问题，就认为保留大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更好而停止国内会计市场的并购活动。关键是在一批大型会计公司出现的同时，通过加强监管，将企业和会计公司的利益关系降到最低，从保护投资者利益角度，根据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改完善相关的法规，通过制度建设，缓解信息不对称状况，并在最大程度上解决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但是不要奢望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跨国业务越来越多，而会计制度总有相对的稳定性，新的会计制度未必总能跟上现实发展的需要，打会计制度擦边球的情况会时常出现，总有人在钻会计制度的漏洞，这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表现所在。旧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经济就在这解决——出现——解决的循环中不断前进。从历史角度看，无论中外，造假案在资本市场上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市场经济一个永恒的主题，没必要感到恐惧，这是市场经济每一轮前进的基石。

　　也许我们现在最迫切要做的，是尽快搭架并完善资本市场框架，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跑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别跑着跑着，抬头一看，嘿，屁股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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