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朱步冲 邱海旭 陆丁 主笔◎吴晓东

　　现代社会的鼠疫

　　有人把金融危机称为现代社会的鼠疫，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整整5年过去，现在看来，在新一轮鼠疫传播可能波及的范围内，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 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和南非都有可能在劫难逃。

　　被马哈蒂尔指责为亚洲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索罗斯甚至不屑于用单纯经济分析的方式去总结他和那场亚洲人灾难之间的关系。索罗斯说:“亚洲模式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并在商业界受到广泛赞誉。亚洲模式使亚洲生活水平获得迅速提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年增长5.5%——这是有历史纪录以来从未有过的在同一时期里超过任何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因此，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仍然坚持认为亚洲的价值观优于西方的价值观。他们甚至挑战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李光耀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堕落的;马哈蒂尔始终对西方殖民主义传统耿耿于怀;苏哈托则颂扬‘裙带关系’的优越性。199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接受缅甸为其成员国——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直接挑战，因为缅甸的专制政府在政治和人道上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许正因为我公开谴责东盟这一举动激怒了马哈蒂尔，促使他对我进行攻击。”

　　其实，在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爆发之前，克鲁格曼1994年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亚洲奇迹的迷思》的文章，质疑当时被广泛称道的亚洲价值，克鲁格曼说:在20世纪30至50年代，苏联也曾经有过所谓的“经济奇迹”。当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并威胁道:“我们终将埋葬你们”时，许多美国学者都大感震惊，有些人甚至预测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就会超过美国。然而，苏联的经济成就却是建立在它们对经济资源的强力动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它们有效运用资源的能力之上。这种重视劳力忽视脑力的经济投入，最后终将招致失败。克鲁格曼指出:在过去150年间先进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科技进步。他引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罗著名的估计:美国国民平均所得长期提升，80%是由科技进步所促成的，资本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其余的20%。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东亚各国的经济成长，他发现:除了日本的科技发展较为可观之外，其余各国并没有因为科技发展而使其效率提升。“如果亚洲的经济成长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只不过是他们能够延宕欲望的满足，愿意为了未来的收获而牺牲现在的享受。”他因此断言:所谓东亚之虎其实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很难说索罗斯成心要扮演一个打击亚洲经济的武松或者是李逵那样的角色，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弊端和打击的技术手段他早就了然于胸。索罗斯考虑的问题是:“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仅限于亚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波及到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

　　这种不稳定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于是，5年间心力交瘁的马哈蒂尔就成了媒体和研究者不断的话题。有人说:目睹南美洲十年经济进展可能留下的烂摊子，就更加值得回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因为没有听从华尔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而受到了何种诋毁。然而，马哈蒂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其一，它甚至缺乏足够的资源去拯救它支持的国家，帮助它们摆脱恐慌或伦敦和纽约交易商的投机进攻。其二，它利用贷款条件，推行远远超过其职权范围的微观经济和政治目的。

　　显然，5年来发生的持续不断的金融事件对凯恩斯的话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注解: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这个工作很可能干得一塌糊涂。

　　1987年，索罗斯在他最出色的著作《金融炼金术:理解市场的心灵》中说:我们可以预想在金融市场中会出现一个持续动荡时期，尽管关注的焦点可能从股票市场转到现金市场和债券市场，并且最终转到贵重金属市场。前途类似于30年代:金融动荡、损人利己的政策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甚至可能会发生战争。

　　除了索罗斯之外，尽管谁也拿不出像样的解决问题方案，但是几乎所有人都避免把现在的金融动荡和引起了严重后果的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事件相比较，想一想索罗斯的话，不由人感到脊背发凉。

　　作为下岗工人的东亚经济

　　把东亚各经济体比喻成一个工人看起来非常合适。这个工人由于一贯勤奋好学又价廉物美，结果每天打工打到死都做不完人家给他的活，于是就有些朝向小康的趋势。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忽然1997年被迫下岗，然后就是痛苦的再就业过程。

　　要重新上岗其实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再教育重新培训上岗，这就是东亚各国现在的状况。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苛刻培训和有条件援助之后，东亚各国正在慢慢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但这些岗位仍然由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国家分配给东亚国家。事实上，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自己给自己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就业机会。如果做好了，也许还能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机制中的边缘地位。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已经产生了各种理论。有说是因为前辈霸权国家阴谋打压新兴地缘势力;也有像杰弗里·萨克斯那样，认为纯粹是债权危机引发的金融恐慌。但更多的则是从东亚国家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来进行解释。可缺陷到底在什么地方，说法却又各不相同。

　　有像克鲁格曼那样，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按照这种解释，危机发生实际上是由于东亚各国在追求出口和外汇储备的过程中，用于外汇买卖的本币数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这个又不能由本国控制，结果导致对国内的货币形势失去控制。

　　比较没有疑义的看法则是把原因归于危机国家一方面开放金融市场，但又缺乏正确有效的管理手段，导致国际游资以短期资本的形式在各国经济中大量存在。而这样一方面会形成巨大的泡沫，同时也就会非常容易出现所谓“流动性”危机。这种危机的严重性在于，和一般的由经营问题所导致的资不抵债不同，它会在瞬间导致企业的破产:这时企业就类似于一家遭到挤提的银行。

　　另外一类解释则把短期债务看成是某种重要诱因，而把东亚国家中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看成是经济危机的更深刻根源，并由此更多地关注危机国家中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比如韦德就是这样。按他的说法，东亚国家的债务看起来好像是民间债务，但其实是政府和民间串谋的结果:由于有政府担保，债务才得以越滚越大。跟这种理论类似的是林毅夫从比较优势原则出发的解释。林毅夫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应该看成是各国实体经济本身缺陷的结果。而东亚国家，凡是经济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的，几乎全都是在盲目地实施赶超战略而没有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反而出于国家意志不断投资在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优势的产业上，导致贷款不能收回。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短期外债和呆坏账。

　　同样把解释的焦点放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上但却截然相反的观点是认为，正是因为东亚经济往往局限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即低廉的劳动力，才会导致经济只能集中在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上。而这种产业或者生产环节往往最容易饱和甚至过剩，从而导致大量贷款不能收回。

　　关于比较优势还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即使金融危机确实是因为国家出于自己的武断意志而使得银行投资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面，但如果只扶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后发国家就永远只是先发国家的加工厂，因此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就只能处在边缘位置。尽管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战略”也包含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积累资金，并通过这些资金逐渐完成产业升级的过程，也就是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乃至信息密集型的产业的过程，但是这种积累的过程会十分漫长。

　　其实更重要的是，先发国家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局限于它在产业发展时间表上的先行一步，也包括它在定义产业“浪潮”(或者较弱意义上的“潮流”)上的权力。说到底，和劳动力一样，资本、技术和信息都只不过是某一个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换句话说，即使在所有这些要素上占据优势，那也只不过是能在某一个既定的产业内部占到一个较大的份额。按照蛋糕比喻，比较优势战略既不能保证做的是一块比较好卖的蛋糕，更不能提供做一块风靡全球的新式蛋糕的能力:它最多也就是能保证眼前这个蛋糕的较大部分由自己来做。于是，后发国家不仅在只具备劳动力优势的时候会沦落为经济核心国家的加工厂，而且在获得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的优势过程中，仍然要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学习。由于产业本身是由先发国家设计好的，所以后发国家永远摆脱不了要学习眼前这块别人已经做过的蛋糕的做法的境地——而且还把这个学习的必要性看作是“优势”的一种，所谓“后发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当后发国家迈着稳健的步伐，通过忍辱负重流血流汗在某个特定领域积累起了一些资本、技术(研发能力)和信息资源之后，才发现这个产业的太阳已经要从西边落下山去了，而鬼子的末日则怎么等都等不到，因为先发国家早已在新的“核心”产业中再次领先。

　　这么想来，其实更省力的方法也许是做自己喜欢吃的蛋糕，卖给自己的邻居(假设住得近的人口味相近)，然后也从邻居那里买他们做的蛋糕。其实所谓一个产业，就是以某种核心技术组织起来的产品系列。而所谓先发后发，就是在于谁先开发出核心技术，并且形成有销售前景的产品。而至于“后发优势”，不过是指在一种核心技术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利用学习这种技术与自己研发这种技术之间的费用差占得的一点便宜。

　　退而结网还是亡羊补牢

　　——专访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

　　三联生活周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人们的反思从未停止过。在您看来，这次危机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遭受重创的韩国现在的发展状况反而最好？

　　汤敏: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人们总结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问题。现在回过头看，引发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外债。亚洲国家是民间举债，这和80年代拉美遭遇的国家债务危机不同。原先的理解是民间外债由私营企业自己负责，国家不用承担太大风险。但金融危机告诉人们私人企业短期内大量还债还是会动摇国家的外汇储备，而且国家也不可能容忍私营企业大规模破产，于是整个国家都被卷入金融危机。

　　外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和表现形式，但最本质问题还是金融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企业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大量举债？这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第二就是金融系统本身没有风险控制机制，所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谁走得更远，决心下得更大，谁就能更快从危机中脱身。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的改革最彻底，也最令人赞赏。他们承担了巨大的成本，非常决断地处理坏账，对许多大公司进行关并和资产重组，因此韩国的反弹最为有力。当然这和各国承受能力也有关系，韩国底子较好，能够经得起大起大落，而像菲律宾、印尼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改革就必须小心谨慎。从承受能力来说，日本比韩国要强得多，但日本缺乏这种壮士断腕的精神，导致改革蹒跚不前。

　　三联生活周刊:韩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可以归结为IMF强力干预和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功？

　　汤敏: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之间对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我个人认为现在还不能断言IMF的策略已经成功。IMF的拯救机制肯定对韩国有所帮助，但同样的计划在印尼和泰国却未取得同样效果。与IMF拯救计划相比，韩国政府、人民和企业的努力更加重要，必须看到韩国实施的相当一部分措施是在IMF拯救计划之外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于东亚的“雁阵”发展模式，从日本、“四小龙”、东盟到中国，东亚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序列内。但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积重难返，其他国家采取的不同策略导致发展上的参差不齐，原先的“雁阵”模式还存在么？

　　汤敏:说“雁阵”模式不存在了为时过早，我觉得不应该低估日本的实力，近几年日本和亚洲国家间的差距确实在缩短，但绝对距离仍很长。在整个东亚区域内，资本和生产技术由高层次国家向低层次国家转移的过程并未停止。拿同一层面的“四小龙”来说，在危机之前，他们的发展模式就存在显著差异，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重塑这种差异。

　　三联生活周刊:在可预见的将来，亚洲存不存在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进行的金融合作对抵抗下一次金融危机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汤敏:爆发1997年规模的金融危机可能性较小，因为形成危机的机制基本上已经被控制，各国外债规模和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都比以前有很大改善。但是如果美国目前的公司丑闻导致美国经济重新陷入危机，亚洲国家的恢复就会更加缓慢。

　　亚洲国家通过合作防范金融危机会产生很好的效果。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已经产生一种共识，就是要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在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国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合作程度甚至还比不上非洲，东盟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组织，大家都还没认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亚洲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新加坡的经济非常健康，印尼的经济也不是很差，菲律宾刚刚进行过银行改革，整个金融系统情况良好，但是这些国家都被拖入了危机。外界对亚洲经济观感的变化是整体性的，外资从整个区域里迅速撤走，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亚洲国家金融合作的重点是两部分，一是如何防止危机，二是建立危机爆发时的缓冲机制。在第一个方面，东亚各国正在建立亚洲国家经济监测系统，现在每半年要举行一次“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讨论各国经济情况。会上各国都互相公开关键数据，增加透明度，亚洲开发银行每半年则要向该会议提供一份监测报告。同时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加紧建立一套金融预警系统，利用一些现代化工具对整个区域内的金融风险进行估测，这套系统的雏形已经建立起来。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至11个月，泰国、菲律宾和印尼都有非常强烈的危机预兆，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这套系统，如果能早点做出预报，其后的损失就会小一些，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至于缓冲机制，清迈会议已经确定了亚洲国家货币互换的意向，中国已和日本、韩国、泰国签订了相关协议，假定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立即将有70亿美元的援助金汇入中国的账户。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系统还可以不断扩大。

　　三联生活周刊:继续完善这个系统能否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不需要IMF的干预，亚洲国家自己就能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

　　汤敏:目前还不行，不过这个系统将继续完善。目前探讨较多的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其作用类似IMF。实际上1997年9月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日本政府就率先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但这项建议当时遭到IMF、美国以及中国的反对。现在大家对亚洲货币基金已经有了新的看法，IMF方面也出现一些松动，各方已经开始认真讨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

　　三联生活周刊:马来西亚并未接受IMF拯救计划，但马来西亚也挺过了金融危机，现在的发展形势也相当喜人。

　　汤敏:马来西亚的改革力度没有韩国大，但是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抓住了关键，马哈蒂尔推行的外汇管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在付出一定代价后终于将经济稳定下来，并在随后迅速复苏。当然马来西亚的经济根基原本就比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要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马来西亚是被其他国家拖入亚洲金融危机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将亚洲金融危机置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量，应当有怎样的理解？现在有一种意见是美国主导的IMF拯救计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国家从危机中尽快复苏，而是要为西方资本打开市场，让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

　　汤敏:总体上看，亚洲金融危机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结构角度说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开放过快，印尼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资本市场部分开放，从全球化角度理解这是好事，但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结构不能适应这种步伐，其他行业改革跟不上资本市场的开放，金融危机就会爆发。资本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动，发达国家当然欢迎，但不能说IMF拯救计划是美国的阴谋，因为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从危机中得到太多好处，相反它也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可能个别美国公司在韩国、印尼买到了便宜资产，但总体来讲金融危机造成的是一种双输的局面。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现在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公司丑闻对所有国家都将造成损害，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三联生活周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一种论调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最终战胜了亚洲的政府主导资本主义，但现在美国爆发的一系列公司丑闻又让人们不得不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反思，对于孰优孰劣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汤敏: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失败——成功的发展过程，美国不是第一次出现危机，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公司丑闻反映出的问题是:曾经被公认为继公司制度以后最大创新的期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虽然它确实对经济发展有极大激励作用，但过分激励往往导致管理者铤而走险，这其实和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都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但美国现在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亚洲曾经实行的经济模式翻案，美国公司丑闻大多是钻会计制度的空子，但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大公司完全是在做假账。严格地说，美国公司丑闻和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是两个不同发展层次上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大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坏账问题讨论得比较多，有人担心199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会在中国重演，您认为中国应当怎样应对金融危机的威胁？

　　汤敏: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其共同点是危机的出现未必因为银行存在问题，但危机的扩大和深入都与银行系统不健全有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这不仅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健全的融资系统。从日本的教训看，如果有问题的银行长期得不到处理，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中国要避免金融危机，就应当尽快深化银行改革。

　　但是我认为中国银行坏账问题不能简单地和国外类比，如果简单比较的话，除了印尼，中国银行坏账率比谁都高。中国的不良资产有其特殊原因，一部分当然是由于银行管理不善，但大部分不良资产都源于经济转型中的成本付出。举例来说，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投入相当于一年GDP的成本帮助原东德地区实现经济转型，俄罗斯通过长达10年的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负增长实现经济转型，而且到现在转型仍未完成。中国为经济转型付出的成本都表现为银行坏账，但是同俄罗斯相比付出的成本远远不够，因此中国的银行坏账问题牵涉到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单元，处理坏账不能全由银行独立完成。另外清理坏账应当循序渐进，不可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大刀阔斧，一步到位，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转型的问题，在转型没有完成之前，坏账总量不会显著减少。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两条腿”战略，即建立新体制和改革旧体制并行，而且往往建立新体制要先行一步。我觉得银行改革也可以遵循先立后破的思路，在对现有银行体制进行谨慎改革的同时，建立一批新体制下的银行，甚至是民营银行。这样的银行改革风险较小，成功的可能性则会大一些。建立完善的银行体制能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我认为这是坏账问题背后银行改革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剧痛中的蜕变

　　——专访美国吉翔国际公司副总裁、远东区代表刘宝成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在导致金融危机的诸多原因中，东南亚各国的企业在具体操作上犯了那些错误？

　　刘宝成:东南亚各国的许多大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凭经验做事，没有制度化的管理，也缺乏战略眼光和全球意识。即使有一段时间决策正确，但往往最后会人亡政息。而且家族性企业是排他性的，不能发展规模效应，因为过多的依靠私人关系。同时，它的决策，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常常带有投机性。而且它依靠的廉价密集型劳动力来做市场竞争已经过时，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经济，造成它在国际分工中没有谈判力量。再加上彼此的恶性竞争，使得国际大企业和垄断资本渔翁得利。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点评一下自金融危机发生这5年来各受灾国在经济复苏上都有那些特点和表现?

　　刘宝成:韩国做得相对成功，因为它的民族精神和工作精神都是有目共睹的。它善于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它的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改组，都比较彻底。它的产业调整非常迅速，正在向多元化规模生产转变，而且更加重视营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长期发展中实现的产业均衡性，以及没有太大的城乡差别，这样就有一个相当的国内市场。而日本呢，有点瘦死骆驼比马大的意思，它仍然是东亚最大的经济实体，但它无心真正推行深层次的改革。它强调对外的经济扩张，最近老在降低利率，刺激出口，并且强烈反对美元贬值，为的是保持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在国内，产业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太大变化。日本采用的是一种模仿型经济，但缺点就在于它总需要时间来消化新经济、新技术，所以对产业变化的反应相对地慢，而且过分经济扩张，也给自己带来了产业空洞化危险。而且它很短视，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中国经济交流不够，没有形成互补局面，对双方都不利。短期内日本经济不会有太强劲的复苏。而印尼呢，它本身有过大的人口包袱，对华人又不友善。印尼资本有相当一部分在华人手里，华人资本一外逃，就是雪上加霜。而且它政治不稳定，还有民族问题。它的经济也是单一产品加工出口，所以问题很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以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是否可以帮助亚洲各国摆脱东亚经济危机？

　　刘宝成:首先可以肯定，亚洲没有抓住发展新经济模式的第一次机会。在9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新的格局，各国以信息产业为突破口，推行各行业的转型，它们用一个词“Re-engineering”，就是所谓的公司再造。而亚洲没有跟上这个步伐，它的经济还没有走出传统产业模式，比如这个产品加工，房地产等等。但是新经济要求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危机到来前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情况下，亚洲这些投资者是无法确认投资质量和投资收益的。当某些投资者发现银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不佳、有破产可能时，即使没有任何汇率变动的消息，他们也会要求提前支取存款。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机构，比如政府，会出现整体失控，没有及时修改政策的机会。而且东南亚各国对于经济的调控措施比较简单，缺乏平衡长远的规划。亚洲各国经济具有同质性的缺点，发展模式趋同，产品结构单一，以出口为导向，缺乏多元化资本流通渠道，非常容易受到金融危机侵袭，而且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新经济要发挥作用，还需要传统产业的基础来支撑，只有传统产业足够发达，才能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新经济不断提供研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设备等等，而东南亚各国显然没有这个基础，它现在许多所谓高科技产业其实都是附加值极低的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不高，而且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所以，东亚要想实现经济的再次发展，还是要靠自身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评价IMF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

　　刘宝成:IMF的信条是所谓的华盛顿理念，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它的决策。常常与这个受援国的具体情况，文化、政治、经济特点不协调。它和WTO一样，相信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但是在自由竞争与发展中国家具体情况的嫁接问题上，考虑不足。IMF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主要提供短期普通贷款。具体到评价它在危机中的作用方面，我觉得它主流是好的，起到了缓冲危机的杠杆作用。有些在实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应当归咎于受援国政府，比如这个官僚主义，或者机构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导致滥用贷款或者贷款使用不当。

　　IMF:金融危机的拯救者

　　如果在1998年的韩国做一个问卷调查，询问韩国人“你最痛恨的东西”，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可能会榜上有名。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都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苏东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只会摧毁负债的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与坏债，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萎缩。”

　　如果我们细心地对IMF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整个决策机制进行简单追溯，就会发现对它的追问确实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受援国金融监视员的IMF,只能提供诊断与咨询意见，在实际操作中，IMF并不“强制实行”任何条件，只进行援助条件的“谈判”，但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给对方以足够的时间去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本国有关专家咨询。IMF对各国经济状况缺乏客观、广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组往往要在几天、乃至几周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凌驾于各国实际情况之上。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 economic Review》中，还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错误地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进而对以韩国为中心的危机第二阶段作出详细的预见与决策分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国中惟一没有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2000年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了8.5%的骄人比率。2001年，尽管由于上一年欧美经济低迷而导致对马出口产品的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1%，超过东南亚其他IMF受援国。

　　马来西亚成为身体力行拒绝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国家，当马哈蒂尔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计划并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时，来自“华盛顿共识区”的最权威的声音都在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3个月内崩溃，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进程中惟一堪与韩国媲美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继韩国之后，第二个令信贷体系得以重建的经济体。”CLSA新兴市场战略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说。2002年马来西亚国内贷款数额将增长6%，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马来西亚资产清理机构宣称该国130亿美元不良贷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达成清理意向，这种速度连韩国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韩国清理坏账的进度也只达到60%。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来西亚从英帝国传承下来的会计和法律体系，另外，马哈蒂尔本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马哈蒂尔宣布加入反恐阵营后，华盛顿共识加诸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诅咒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IMF一贯秉持的信条，这是由位于华盛顿的地球上最显赫的三个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共同浇灌的一株圣草。它坚信自由主义的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任何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从IMF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

　　颠覆的声音总来自于体系内部，1998年1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大学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总结说，华盛顿共识把金融自由化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手段;它将私人化视为比促进公平竞争更重要的目标，结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寻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它依赖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短期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公平社会和民主的发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这是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概念。

　　收山之后的索罗斯也在不合时宜地敲打华盛顿共识及其执行者，在其新作《关于全球化》一书中，索罗斯称:“它们的运作服务于控制它们的富国利益，而常常不利于穷国……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皇帝无衣可穿:IMF的方案未能给市场留下印象。”在索罗斯看来，IMF拯救计划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道德冒险，在所有措施中恰恰缺省了“抵消外围国家的固有劣势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游戏场所。”他建议发达国家应当吸纳化解更多的金融风险，作出更好安排以处理国际性破产。索罗斯无需翻亚洲金融危机的旧账就能找到佐证——阿根廷的崩溃再次证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

　　索罗斯还试图从哲学意义上解构华盛顿共识:“我们应在没有道德意识关注的氛围中重申道义。虽然指望人类本质发生变化很幼稚，但人类有能力超越狭隘自我的利益追求。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败坏了人类本质，它坚持认为通过让人们追求自我利益而不考虑社会产品产生的途径，社会产品才能提供最佳服务。”

　　和记黄埔:将危机化为奇迹

　　“亚洲金融危机对和记黄埔基本上没有构成太大的冲击。”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将日历翻回到1997年10月，可以看到在围绕10月21日的前后几天中，香港股市曾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恒生指数下跌23.34%，总市值在4天之内贬值近1/4。作为占港股总市值1/10的超级巨轮，和记黄埔能够在股市风暴中坚守航向并在其后几年里屡有惊人建树，不能不让人赞叹“李超人”的奇迹创造力。

　　和记黄埔发言人特别建议记者去看看李嘉诚在1997年底集团周年晚宴的致词，称“所有奥秘即在其中”。李嘉诚在致词中说:“过去几个月来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是史无前例的，但集团根基良好、稳健，业务多元化、国际化，所以与其他一般公司相比，影响较为轻微。”和记黄埔发言人在具体解释这段话时称:“业务多元化是和记黄埔经营战略的一大特色。和记黄埔五大核心产业中有四类属于传统业务，只有电讯属于所谓的新经济，和记黄埔始终注重保持传统经济的优势，同时用新经济的科技去促进传统经济的发展。”

　　该发言人指出，分布合理的业务范围是和记黄埔的主要强项之一。李嘉诚担任主席后，对和记黄埔进行了大规模业务重组和资源整合，至1989年，和记黄埔的五大核心业务终于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五项业务分别为港口及有关服务、电讯、地产及酒店、零售及制造、能源及基建。高盛公司在评价和记黄埔时指出:“和记黄埔的电讯业务是推动其资产净值及股价上升的主要动力，而与电讯无关的业务则提供强大的抗跌能力。”以和记黄埔的港口业务为例，1994年“和记黄埔港口”成立后，迅速成长为全球货柜码头业的翘楚，目前经营全球30个港口，营业额占和记黄埔集团总营业额的17%。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楼市缩水一半以上，随之而来的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和记黄埔的地产和电讯业务在这些危机中都经受了很大冲击，资产缩水达200亿港元，但是发展良好的港口和零售制造业务有效抵冲了前两项业务的损失，令和记黄埔集团始终保持盈利状态。

　　在国际化方面，和记黄埔与在金融危机中倒下的一些亚洲公司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海外业务量巨大。1997年和记黄埔总营业额和利润中海外业务占到了39%和31%，1999年，由于在出售Orange上堪称经典的操作，当年和记黄埔海外利润额达到全集团的97%，并创造了单一集团公司盈利的全球纪录。随着和记黄埔海外业务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目前和记黄埔纯利中的60%来源于海外业务。庞大的海外业务令和记黄埔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置身于风暴眼之外。不过在接受采访时，和记黄埔发言人一再向记者强调，和记黄埔的国际化战略始终坚持根植香港，她说:“香港是和记黄埔的本部，和记黄埔的五大核心业务全部起源于香港，并在香港积累起丰富的产品、服务、管理的经验与口碑，然后再向海外扩展这些优势。和记黄埔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一方面根植香港，一方面加速国际化。香港完善的法制和金融体系是香港企业走向海外的强大后盾。”

　　除了业务多元化和国际化，该发言人认为，和记黄埔能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最重要的因素是李嘉诚奉行的“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的经营之道。和记黄埔在发展电讯业务尤其是拓展3G市场上最具进取姿态，为竞标欧洲5国3G市场牌照投下重注，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做法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欧洲几大电讯巨头包括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都已因购买3G牌照而负债累累，规模稍逊的和记黄埔会不会因冒进3G陷入同样的窘境？和记黄埔发言人明确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她说:“和记黄埔一直在力拼3G业务，但与其他公司依靠银行借贷购买3G牌照不同，和记黄埔是用出售2G业务的资金支撑3G的发展，仅出售Orange就为和记黄埔筹措了1000多亿港币的资金，预计可以支付全球3G业务的总成本，包括执照费、设备费、利息以及创建消费者群体的费用。和记黄埔向来重视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记黄埔今日持有的现金和流动资产仍超过负债。”

　　同时她也否认和记黄埔拓展3G是一种冒进举动。“我们在3G上的任何举动都基于充分的市场调研，我们对3G的前景很有信心，但同时并未丢弃一贯的谨慎作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记黄埔竞标德国3G牌照时在最后阶段果断退出，因为58亿美元的要价实在太高。现在这已被公认为一个成功而明智的操作。”

　　三星: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

　　记者◎张峰

　　韩昌镐是三星集团中国总部市场部的部长，是三星公司的老员工，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整个亚洲经济的时候，韩昌镐正在香港筹划三星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当时三星已经在进行早在1993年就大规模展开的“(法兰克福)新经营”，但金融危机的突然袭来还是使三星近乎手足无措。三星也像其他公司一样陷入了混乱，很多员工计划离开或者被公司计划裁掉。

　　“很多员工在担心自己所在的部门或者职位会不会裁撤掉。”韩昌镐说，“而某些改革的计划被激化提前、更深入执行。”

　　“很多事情现在想来都是戏剧性的。”三星集团中国总部会长李亨道在7月9日说。危机来临后，三星的改革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三星开始大规模解雇自己的员工，这是三星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当时备受争议的三星总裁李健熙开始调查、分析三星各个子公司的管理体系，本着“选择并且集中力量突破的理论”开始应对危机局面。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三星对电子、金融、贸易和服务等“核心领域”进行了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售或取消了28家子公司。而每一个子公司也放弃了一些边缘的、亏损的领域或者非核心领域。而三星的员工数量也以32%的速度迅速递减。

　　通过这样的重组，与电子相关的子公司巩固了自己作为三星公司核心企业的地位;公司本身的金融架构也得到了改善，三星公司全部借款在1997年以后的两年内下降了46%，负债率从366%(1997年)下降到166%(1999年)。同时，到1999年底，三星公司全部清除了1997年时各个自公司之间2.3万亿韩元的相互支付担保，使各个子公司完全独立运作。

　　三星在引进国际标准、提高管理的透明度和可记账性、会计管理的透明性、人力资源系统方面大做改革。三星保证满足所有持股人的利益，而不是单方面保护所有者的利益。外邀董事方面，1997年没有一位外邀董事，2000年就已经有50位外邀董事，占到了整个董事团的33%。

　　当曾经韩国资产规模第二的大宇集团申请破产，排名第一的现代集团被迫求助于公共基金的资助时，人们开始真正的关注三星，而对于现在的三星来讲，1997年已经过去，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一段噩梦般的经验。

　　2002年，三星公司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其下属三家独立法人企业入选财富500强，6月24日被《商业周刊》评为“科技100强”龙头。三星公司的市场资产总额相当于现代公司、LG集团公司和SK公司的总和。13种产品占据全球市场最大份额，如加上那些在全球市场份额排前5名的产品，三星在全球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将超过20种，比如存储芯片、超薄液晶显示板、CDMA手机、显示器和录像机等。三星进入全球制造公司十大，但其债务资产净值率低于十大平均值，股东的资产净值超过十大平均值。

　　日本与新经济—

　　更加依赖别人的危险

　　亚洲自身也并非毫无作为，尽管这种作为有可能把亚洲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我们星期三中午去吃寿司，顺便给你介绍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或者星期四吃乌龙面也可以，你尽管考虑一下，不过要快哦。”这句风格颇似王家卫的台词，自山一证券等一系列大企业倒闭后，就被东京IT人才猎头公司TMJ NetSearch的管理主任马克·平克天天挂在嘴边上。平克坦言，这样生意兴隆的局面，在1997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由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要让雇员跳槽，简直比登天还难。许多人宁愿日复一日地身居低层，埋头苦干，也不愿另谋他就，赚取高薪。这一切，都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降临而彻底被颠覆，目前在日本IT高技术从业人员中，改换门庭、另觅高枝已经蔚然成风。

　　如果仅把这股在日本，乃至全东亚风起云涌的电子科技人员再就业风潮孤立地看作企业倒闭引起的“树倒猢狲散”式的后果，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它实际上是亚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宏大经济产业改革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而已。而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亚洲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而进行的“新经济”革命:它以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力图依靠迟发展效应，在新的世纪中再现东亚经济往日的辉煌。

　　如果不计较亚洲高技术企业在股市上表演的一波三折式的“蹦极游戏”，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确实为5年来低迷的亚洲经济增添了一些活力。

　　1997年9月，尚处在金融危机最剧烈阵痛中的日本政府，就认定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业发展的前景，进而导致判断和决策失误，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为此，政府专门成立了“电子商务检讨部”，负责电子商务的各项推动工作。2001年3月，日本政府又推出了《e-Japan方案》，计划旨在将日本建成信息技术大国，并以此作为重建日本经济的指针。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扶持下，1999年日本网络商业市场规模总值达211756亿日元，预计2005年该市场规模可增长至71289亿日元。在这种乐观前景诱惑下，美国的私人资本和风险投资不断涌入日本，例如2000年通用电气公司与日本大和证券合作，以1.8亿美元对未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戈德曼—萨克斯集团与日本京都陶瓷公司共同建立了一个300亿日元的基金向日本高技术企业进行投资。这些源源注入的金融血液，对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与其一衣带水的近邻相比，韩国也不甘落于人后，1999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果向高附加值型的调整，为企业创造恢复产业活力，提高竞争力”的口号，并计划至2002年，将科研开发预算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5%，将信息业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1%提高到2010年的20%。与著名的硅谷一样，汉城新发展的高新科技企业区德黑兰路开始被称作“德黑兰谷”，汇集了1000多家高科技创业企业。1996年7月成立的高斯达克(KOSDAQ)证券市场为1999年以来涌现的创业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渠道与较完善的退出途径。依赖传统产业的大企业也不再吸引韩国年轻一代的目光，今年一位汉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诧异地看着他班级中一半的毕业生选择了正在创业期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后者在去年为韩国提供了100万个就业机会。而新加坡2001年国民经济中增幅最大的部门就是电子产业，占新加坡工业总产值的44%。泰国科技发展署每年拨给电脑软件开发业的8000万泰铢低息贷款，使近年泰国电子业出口额以30%的速度快速增长，JP摩根证券也已将泰国今年GDP年增率乐观调升至3.0%。

　　但是，这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并不代表东亚经济的春天已经再度来到。近年东亚地区的出口成长快速，经济增长率回升，最根本原因还在于欧美强劲的经济增长。而2001年，由于美、欧各国的经济趋缓和对信息科技商品的需求减弱，亚洲经济复苏遭受重挫，主要原因即为东亚各国对自身单一结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改造，尚任重道远，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过去5年中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

　　亚洲国家自金融风暴之后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力图通过参与美国新经济的国际分工，提升产业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同时也造成了它们在经济结构上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在这种双重依赖下，美国经济对亚洲国家经济的影响力愈加重大。其结果便是，亚洲国家经济的周期波动开始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高度同步，以至当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长减速时，亚洲经济的增长也必然放缓。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2000年美国对IT产品的需求吸纳了将近40%的亚洲出口(不包括日本)，约占该地区GDP增长的40%。不仅如此，在新经济高利润的刺激下，亚洲各国采取的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本地区经济同质性这一致命缺陷，使东亚各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况仍然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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