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迅速增长带来了“道德风险”？

　　主持人：美国从去年开始连续查处了多家大公司出现的财务欺诈问题，而近期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讯(worldcom)又曝出涉案金额巨大的财务欺诈案，它自己承认在过去五个季度中，先后共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而该公司的的审计人竟然还是“大名鼎鼎”的安达信公司。接着，又是施乐公司的“旧账重提”，查出其在过去5年内共虚报了6 0多亿美元收入。有报道说，最近美国评级机构魏斯(Weiss)对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其中1／3的上市公司可能篡改赢利报告。不知这一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张静春：假账案一发不可收拾，看似一夜之间，实际上与基本制度有关，也有其他很深的背景，这个背景可以追溯到美国这十年的经济增长。

　　九十年代以后，美国提出以技术创新来支持经济增长，再加上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是很稳健地发展。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即使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道德的风险。道德风险在日本的金融泡沫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曾爆发过。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人们防范风险的心理因素减弱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1991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以后，1993的经济增长率就达到了2.7%，到了1994、1995年以后，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1995年以后曾经连续四年经济增长都达到了4%，这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宏观调控，美联储还积极地保持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这时候投资者的心态相当放心，觉得无论美国经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投资都是安全的，就好像每个投资者买了一只保证上升的股票。人的心理常常是，如果保险公司给你提供了一种保险，你就可以更放心地“犯规”了，就像信息经济学说的，司机在买了保险以后，就会不那么负责地照看自己的车，因为出了事，保险人会给他承保。这些加大了所有人比较激进的心理。跟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样，高经济增长速度让人们的预期越来越高。所有人都觉得技术创新产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电信公司、网络公司都在不停地投资，因为他们觉得前面形势非常好，甚至会更好。美国2000年的调查显示有90%投资者说还将长期投资，并不在乎股市短暂的波动。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是非理性的行为了。为投资过热和股市过热埋下了一个种子。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的技术创新的同时，还伴随着解除各种各样管制的趋势，尤其在IT业、电信业、金融业等发展最快的领域。解除管制的直接后果就是混业经营的发展，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迅速成长。这时，信息不对称的机会也就加大了，比如相对集中于一个组织中的经营者身上，他们可以通过会议知道一些内幕的消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最终会导致高层管理者受利益因素影响的机率加大，这时肯定会产生道德风险的增长。当然，这种道德风险会集中在发展最快的领域，在这些地方制造道德风险的空间就越大。

　　解除管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以前的一些监管法则也就不适合了。为什么会计上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以前的一些会计法则已经显得落后了。总的来看，经济增长带动的投资冒进心理；创新、兼并带来的迅速制造盈利的CEO文化，以及解除管制制造的制度漏洞综合起来制造了这一时期道德风险增加。

　　关建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美国华尔街，融资是很方便的。现在的很多公司就是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融资来扩张的，扩张的速度也有加快的趋势。这其实也反映了现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生产—再生产”的缓慢扩张，也不是稍后阶段的小规模的资本扩张，而是更加依靠资本市场来进行大规模、高速度的资本扩张。这样一来，原来的很多监管制度就不适应了，比如说会计制度，以及作为中介的会计公司制度。会计公司从最初的设立到后来的发展，无疑对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投资得到了更大的鼓励；但是，会计公司也是企业，它也要追求利益，其间的弊端显然无法完全克服。美国财务欺诈案爆发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驱使。企业和会计公司的关联度太紧密，就很容易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走向勾结直至犯罪。从另一个的角度看，也说明了监管制度没有能够迅速地、适当地调整，制度的落后带来了所有的问题。

　　股票市场试错与纠错的博弈永远不会终结

　　主持人：美国股市的法律和制度是相当完善的，但是也出现造假账问题，造假者可以创造一套非常复杂的财务结构，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法在证券和会计制度上尝试打擦边球，高水平的管理会带来高水平的欺诈。美国的财务造假问题是不是说明利益驱使下的资本市场在会计制度方面就是容易造假，资本市场永远无法规避这方面的风险？

　　关建中：市场经济确实是充满风险的。那么作为政府也好，作为市场参与者也好，都希望有一种制度能避免风险；但是所有制度的避险功能只能是相对的，是有局限性和有漏洞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对道德风险做百分之百的控制。

　　张静春：我记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里面说：“目前经济制度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道德风险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在美国，通过制定自己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制度变革来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但也只能做得更好，不能有一个最好的。你刚才提到是不是有一种制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肯定不可能。会计公司也说，现在的很多现象是以前不一样的，比如说全球化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多，已经不是以前的会计报表能够反映的，这些新的问题已经说明以前的会计制度不能够满足现在的实际需要了。这么复杂的业务你应该怎么设计适合的会计报表？有些人就在这儿利用制度漏洞，在上面做大胆的冒风险的尝试，这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在发展、在变化的表现。以前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但新问题随时都会出现。

　　主持人：在中国股市，造假账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像银广夏、亿安科技等事件都曾给股市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后我们将学习的目光瞄向了美国的一些会计公司，而现在我们了解到美国也有这么严重的造假账问题。如何看待这两种造假现象？

　　关建中：中美两国的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环境很不一样，因此两国公司在“造假”上还是有一些层次上的区别的。像银广夏这样凭空制造弥天大谎的欺诈，在美国市场上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公司造假技术上要更高超一些。相比之下，我们股市的制度还不很完备，监管也不太有力，有些公司造假案甚至还和一些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都是很现实、很严重的问题，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股市、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张静春：相比之下，美国的会计准则依然是最完善的，这要承认。只是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能保证风险不发生，尤其是在经济这么高速增长，同时监管放开的情况下，投资机会的增多会使上市公司中充斥一种股权文化，它要保证股价节节上升，利益的驱动让更多人更看重一种短期行为。过去10年，获利最多的是公司的领导人。他们的成功———拿到的报酬———跟他们能把股票价格提到多高直接相关，所以他们就会选择走“捷径”，美国大公司暴露的做假账问题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因为更多人想赢利。社会更复杂了，问题可能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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