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象牙塔分子拥抱了街头造反者的观点”，对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新书《全球化及其不满》，《纽约时报》如此评论。这位现年58岁的经济学家最近的表现正像19世纪中叶俄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那些革命青年，他们明明出身于优越的贵族或地主家庭，却选择了造自己的反。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斯蒂格利茨都是我们时代的“精英中的精英”。除了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外，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1997年—2000年出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像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一样，斯蒂格利茨自由穿行于学术与现实之中。《时代》在1998年称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是“拯救世界”的小组，他们确保了自由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表面看来，斯蒂格利茨无疑应属于他们的行列，他们借助美元、世界银行、IMF、WTO、跨国公司共同领导着“全球自由市场”的进程。

　　但是，就像贵族出身的赫尔岑选择了背叛沙皇，斯蒂格利茨是我们时代最尖锐的全球化批评者，令右派不悦的是，当斯蒂格利茨说话时，他们必须倾听，即使他发出了和达沃斯峰会场外抗议者同样的声音：“它(全球化)不仅是将贝纳通或路易威登带给城市的富人，而忘记了乡村的贫困者”；而发展“是对整个社会的转变，提高穷人的生活，帮助每个人获得成功、健康与教育”。像很多全球化批评者一样，斯蒂格利茨相信目前的全球化进程是由公司利益驱动的，它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

　　在这本282页的新书中，斯蒂格利茨将矛头集中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他看来这个机构充分凸显了过去10年的全球化浪潮的弊病。“全球化，正如它自己强调的，似乎正变成由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取代旧的民族精英的行动……它由服务于全球经济利益变成服务于全球金融利益”。一小群金融精英聚集在华盛顿开始为遍布世界的灾难开药方：它建议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建议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要更开放，对于阿根廷金融危机则迟迟不理睬。斯蒂格利茨甚至开始质疑这个富有盛名的组织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它几乎完美地表现了“全球化精英”的偏见——“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几乎忽略特定国家的特定环境与更紧迫的问题”。

　　他也同意，IMF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持有双重标准，并常常将政治意识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在更大的范围来看，发达国家还常常在保护自己产业的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开放市场。“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西方国家是虚伪的”，斯蒂格利茨在书中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一些数字的确表明，贫穷国家并未在自由贸易乌托邦中获益多少。

　　除了街头的全球化抗议者，一些有见地的支持者，比如《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曼德尔相信，《全球化及其不满》可能掀起一股新的经济潮流，要用更多的政府干预驱动无原则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反对者，比如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布林克·林塞，则在保守气氛浓厚的《华尔街日报》上反驳，斯蒂格利茨正在贩卖廉价的同情。他说，如果仅仅将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归结于IMF的错误药方显得过于武断；或许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了，但如何面对波兰在同样方式下的成功；中国的渐进改革收到了效果，而罗马尼亚、乌克兰与大多数中亚国家却渐进不出结果……《经济学人》则更为尖刻的嘲讽道，斯蒂格利茨先生的书名应改为《IMF及其不满》，并暗示，世界银行与IMF之间总是相互不屑的，对于各种现象的分析根本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在2000年接受《进步》杂志的采访时，和蔼可亲的“伯父”形象的斯蒂格利茨承认，我们不可能取缔IMF这样的组织，因为人们永远会觉得需要这样一家可能会解决问题的跨国机构的存在。他对于全球化也同样抱有信心，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全球化进程中业已存在的不平衡现象。

　　尽管对于《全球化及其不满》是否可以赢得《资本主义与自由》那样的声誉，我们还难以判断，因为伟大的思想者也常常出版拙劣作品。但由于作者个人的影响力，这本书已经引导出一场剧烈的争论——我们该如何塑造全球化？斯蒂格利茨的说法令左派欢欣鼓舞，却会招致右派的耻笑：世界是现实的，不可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吃到同样的糖果。

　　很显然，这再次进入一个自由与平等这一永恒的悖论命题中，斯蒂格利茨天赋异秉，却只能提出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并利用一切才智来减小这种摇摆的幅度，稍不小心，我们的世界将面临分崩离析的灾难。

　　插语：斯蒂格利茨的说法令左派欢欣鼓舞，却会招致右派的耻笑：世界是现实的，不可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吃到同样的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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