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来自内部的叛变往往意味着最大的伤害。昔日的苏共领导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地面对戈尔巴乔夫。看，是我们将他推上了权势的颠峰，他却利用“新思维”使他的政党变得一钱不值，并解散了借以与里根、布什分庭抗礼的帝国；而利用汇率的不稳定性而获得令人惊叹的财富与声誉的乔治·索罗斯，如今却热衷于宣称“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倡导干涉性 更强的全球政府；或是1790年的罗伯斯庇尔，他以革命与人民的名义上台，却使大革命变成了了一场真正的暴政。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正积极让自己跻身于这串名单之中。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除了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外，他还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1997年—2000年出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代》在1998年称阿兰·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是“拯救世界”的小组，他们确保了自由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表面看来，斯蒂格利兹无疑应属于他们的行列，他们借助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跨国公司共同领导着“全球自由市场”的进程。

　　但是，斯蒂格利兹却是我们时代最尖锐的全球化批评者，《纽约时报》称其刚刚出版、备受争议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是“象牙塔精英拥抱了街头抗议者的观点”。这位经济学王子尖锐地批评了IMF在华盛顿一小群精英们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灾难，它建议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建议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要更开放，对于阿根廷金融危机则迟迟不理睬……它在过去10年的表现几近完美地体现了“全球化精英”的偏见——“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几乎忽略特定国家的特定环境与更紧迫的问题”。自从1997年起，斯蒂格利兹就不断强调全球化过分地由公司利益驱动，它忽略了大多数贫困者的声音。

　　就在左、右派各自对斯蒂格利兹的观点争论不休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球将再有1亿人口被拖入每天1美元的贫困境地，这个数字是3.07亿，而15年后会增至4.2亿。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生活的基本水准甚至低于30年前。

　　“今日的全球化形式是加剧，而非减轻国际贫困压力”，报告得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反的结论，“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事实上，在贫穷国家的GDP中贸易份额已超过40%——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比例。

　　这份过分严峻的报告无情嘲弄了领导人全球治理的能力。在两年前的“千年峰会”上，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试图在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但这份报告调查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无一能达到要求。

　　“我们正睡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上”，托克维尔在1848年对法国下院说道。这句话或多或少地鼓舞了30岁的马克思与28岁的恩格斯发表那个著名的宣言：无产阶级要打破这令人窒息的不平等的世界。

　　以某种角度看来，1848年欧洲的不平等现状，已经扩大到2002年的全球范围。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悬殊对比，如今变成了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差异。漂浮在1990年代上空对全球化创造的似锦前程的憧憬，正让位于一种更深的忧虑——我们再度在自由与平等两者间摇摆。在面对9·１1悲剧、安然危机、中东冲突和全球不平等等诸多并非全无联系的事件之时，一些思想者甚至本能地想起了卡尔·马克思，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预见到“政治腐败、垄断、异化、不平等与全球市场”，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塞甚至说，倘若马克思在世，他将反对IMF与世界银行——这二者都被少数国家主宰。

　　但是，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标志就是，他可以被任何人以任何他们需要的方式误读。在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1867年，资本主义正在获得它当时的“全球性胜利”，1848年的革命风潮迅速烟消云散，工业增长与贸易扩张是当时欧洲的最鲜明旗帜。当越来越多的公众获得财产与政治参与权时，他们开始躲避革命。其实，一种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可以规避灾难的到来。

　　公正地评估今日的全球化进程，就像在1848年不无偏袒地理解欧洲的革命一样困难，托克维尔所说的“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充满了修辞的魅力，却容易令我们回避更深层的思考。

　　的确，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全球化并非只通向光辉的未来，它同样会充满各种不幸，9·１1悲剧与联合国的报告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热情地欢迎斯蒂格利兹这样伟大叛徒的出现，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指出了存在于全球化领导者头脑里的偏见，使问题足以引起更广泛和深入的争论与研究。斯蒂格利兹与其支持者们努力纠正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学派们领导了20年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正僵化成意识形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但更严峻的挑战是，在了解危机四伏的现实之后，如何解决问题。或许自由贸易并未提升穷国的生活水准，我们却不能终止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同样导致暴力全球化，我们却不可能封锁自己；IMF的政策充满弊病，但在危机时刻，人们又都需要这样的国际组织……改良现有机制的决心与能力才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在很多时刻，技术手段像观念变革一样重要。

　　斯蒂格利兹相信，对更多的落后国家，相对于彻底的市场化举措，聪明而有效的政府干预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加格狄许·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则强调，那些市场化措施的攻击者忽略了这些措施需要更深层的改革加以辅助，失败的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应伴随的改革。但这种观点又触及到一个似乎永恒的陷阱，一个国家的落后的大部分原因是，它拥有一个糟糕的政府，这个政府可能将自己转变成一个精明的政府，并支持这些改革主张吗？

　　长远来看，我们都是凯恩斯的信徒。这位我如此偏爱的伟大人物相信，我们都会死去，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非死守什么观点。彼得·德鲁克或许会在凯恩斯逝世后40年说，是熊彼得而非凯恩斯把握住真理，但这位英国人的观念却帮助了当时似乎无药可医的美国经济。促使凯恩斯在1945年领导创建世界银行与IMF的基本信念即是——更早的干涉可能制止更大的灾难。

　　我们争论的一切焦点并非是政府应否干涉经济，IMF与世界银行应否给落后国家开药方，而是我们如何提高处方的效用。我们希望斯蒂格利兹这样的伟大的叛变者在此提出更具创建性的意见，尽管这种要求显得不无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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