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 北京报道

　　在经历了大约18个月的衰退之后，日本政府终于在5月份宣布“景气已经触底”，这意味着日本经济有可能进入新一轮循环的上升期。但是，日本是否已经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对于这一点，许多人并不看好，一些重量级人物甚至担心，日本经济只是“死猫弹”(即反弹后重新下跌)。虽然最新的法国《快报》称，日本足球在世界杯的良 好表现将有助于日本国民重拾信心，但这种信心显然不足以推动日本经济强劲复苏，日本人自己都不会这么天真。日本人宁愿把复苏的前景架构在一个长远的计划中，他们甚至认为，过去的10年，日本并没有真正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讲依然在成长，日本只是遭遇了必然要遭遇的转变和调整，或者说，理性的衰退。

　　危机带来变革契机

　　对于所谓“失去的10年”，日本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要把这10年看作是处于一个制度大转变的过程当中——以泡沫经济的崩溃和自民党单独执政局面的结束为分界线，日本进入了制度大转变时代。他说，这是他通过对日本政治、行政制度的10年观察与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进程在去年有所加快，只是走向仍不明朗。”

　　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游戏体系的话，那么既可以将游戏的参加者——就是说组织本身——看成是制度，也可以将相当于游戏规则的法律、规制等看成是制度。青木昌彦则持第三种观点：将游戏结果产生的均衡状态看成是制度。

　　这位长期致力于比较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说，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和主力银行制。终身雇佣不是通过合同、法律明文规定的制度。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只要没有大的意外，这种雇佣关系将持续到此人退休为止，劳资双方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这种思维定式规范了雇佣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同样地，主力银行制度虽然没有合同规定，但是人们一般都认为当某个企业的业绩恶化时，某个银行会救济它。在日本，认为突然的随意的解雇是不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是法院将终身雇佣制认为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只是对人们一般观念的事后承认。

　　青木昌彦说，因为有了终身雇佣这个一般的观念，人们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等同了起来。在各行业形成的组织团体阻碍其它利益集团和新的市场参加者进入，以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比如说，80年代前期，就由于当时大藏省银行局同银行业、证券局同证券业之间的勾结关系相互制衡，使得旨在消除银行与证券业界线的金融改革未能实现。”

　　这种勾结关系在阻碍新进入市场者的同时，又在各自的领域里力求政策的部分最优化。政治家则充当各种不同利害关系的调停人。这样的结构来自于50年代在大企业、政治的保守势力、当时的大藏省、通产省等大权在握的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铁三角”关系。田中角荣内阁以来，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其它领域，不久几乎成了普遍的结构。

　　在经济顺利增长、收入的转移不会给特定的行业带来不利的时候，这种制度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实现了“收入平均化”。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维持这种结构变得很困难。因为在某个领域内部的最优化会产生不利于国际竞争的外部效果，这种负面影响往往会波及其它领域，当事者之间培养起来的“特殊关系资产”会发生恶化。“创造性的破坏”

　　“对萎靡不振、日益闭塞的日本经济来说，必须在政府和民间同时进行彻底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创造性的破坏，这一点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曾长期供职于经济企划厅的鹤光太郎说，“但实际上，各个领域的改革却耽搁了下来，迟迟没有进展，令人日益感到焦虑和失望，而且已经波及到了金融市场。如何才能够打破这样的僵局呢？”

　　“创造性的破坏”和结构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那些效率不高的关系和资产进行清算，但由于支撑那些交易关系的“特殊关系资产”变成了沉没成本，无法转卖给第三方，因此要打破关系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即使关系已经恶化或者估计到将来也不太可能产生利润，但依然存在着继续维持这类关系的动机。

　　鹤光太郎认为，解决方法首推控制权转移。具体说就是将各种交易关系的控制权从当事者手里转移到局外人手里。在经营权市场尚不发达、从公司内部提升员工进入董事会的比例很高的日本，往往是即使更换了经营者，下一届的经营者依然属于从公司内部提升、继承传统的同一模式的人员。如果不是那些对以往的原委毫无所知、与各种纠葛毫无关系的局外人，要进行大胆的结构调整决非易事。日产汽车公司的改革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青木昌彦介绍，日本的重要变化始于1993年。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随后又发生了金融危机，主力银行制度和终身雇佣制度的优越性开始受到怀疑。但是，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应属1993年自民党一党执政时代的结束。利害关系容易得到协调的一党执政体系与分化的多元主义具有互补性关系。但是，一旦一党执政体制受到挑战，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势力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小泉纯一郎不可能登上总理和自民党总裁的宝座。

　　另外，大藏省(现财务省)于1997年放弃“护送船队”方式也是重要变化之一。

　　但是制度上的转变才刚刚开始，这种转变也许今后还会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目前，行政改革已经着手进行，“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等机构已经成立。而在景气复苏对策中，税制方面的政策本来应当受到重视，但是实际上还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财政支出政策上。自民党税制调查委员会审查工作的不透明性，以及任何税制方面的改革都必须由财务省主税局来制定相关法案等不透明的体制，是造成税制改革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不过，小泉政权已明确将税制改革纳入了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虽说无法预料改革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但是去年围绕导入“联结纳税制度”问题展开的决策过程的确耐人寻味。如果是在两年前，只要主税局说一句“来不及制定相关法案”之类的话，这样的动议就会被束之高阁。可是去年这一次有所不同，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推翻了主税局的决定。

　　针对各种各样的焦虑和议论，青木昌彦强调，制度上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它是一个改变人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称之为游戏规则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规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找到，它是在民间、政府和议会等三方面的战略性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即使在美国，里根政府从实施税制改革到恢复产业竞争力也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日本的各种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各种制度相比，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制度的互补性，因此这种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

　　在摸索新规则的过程中需要新一代人的参与。但是，在现在的日本，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行政领域，新一代人在“后泡沫经济”时代的发言权和分量都很小，这是青木昌彦的担心。但是，变革的征兆已经出现，他相信趋势已不可逆转。塑造新社会

　　日本人认为，企业比较像是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会成长发展，甚至像是一个家庭，具有浓厚的感情成分。而对英语文化地区而言，经济体系就像一部巨大的自动均衡机器，在这个体系里，稀有而有价值的技能将反映在价格上，反之，大量而无价值的技能将遭到淘汰。机器在这里是没有生命的，是由服从一般运作原则的各种零部件构成的。

　　日本人认为这种体系“严重低估了人力”。从日本人的比喻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企业是应该照顾、培育才能生长的有机体。在花园中，不同的植物组成了一个美丽、协调、完整的生态系统；在日本的组织里，最有价值的是前后辈的友爱关系，前辈的地位不能动摇，而且他们会责无旁贷地照顾后辈。日本人常用的一个词句是“根回”，是在进行树木移植时，事先把大大小小的根部小心地包扎，以便树木在异地能够顺利生长。日本人在进行变革时，很注重“根回”，即做到事先沟通，力图将相关环节全部打通。即便在官僚组织中，也是家庭式的温情脉脉，多以非正式的关系来运作。这与西方企业观念格格不入。这样的决不急功近利的理念曾经使日本的组织可以完整地雇佣一个人，包括他的热情和梦想，以及终身的承诺，但是现在，他们必须改变。

　　小泉政权提出的“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中，“个人”这一词汇共出现了20多次，如“支援个人的自助努力”、“不阻碍个人欲望的、有奋斗价值的社会体系”、“重新认识适合个人生命周期多样化的制度设计”等等。可以看出，小泉内阁结构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改革妨碍个人能力充分发挥的制度，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效率得到提高。让本应该破产的企业退出市场，失业者经过再培训以后转移到新的增长型领域中来，这就是结构改革的本质。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副所长田中伸男说，政府应该做的不是阻止变化，而是设计一个促使雇佣、资本等资源顺利转移的新型制度。

　　田中伸男认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总会成功”的时代已经结束。当今日本所需要的，正是抛弃战后的成功体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重组”并不仅仅是解聘员工、减少薪金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现在应该引进新型的雇佣制度、退休金制度、报酬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至今未能充分挖掘的妇女和老龄人的作用；利用控股公司、行业转换、信息技术，实施组织改革，有可能创建出新型的商务模式。另外，外资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只要能增加雇佣机会的，日本就应该表示欢迎。“对于企业(总裁、股东)而言，外资的进入会造成M＆A(企业的合并与收买)及倒闭的阵痛，但是原则上讲各方面均会得到救治，这当然还取决于转行者的进取心与努力。”

　　这或许就是小泉式结构改革的本质和目标：拯救个人，不拯救企业。有人担心这将使日本弥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冷漠”气息，而且，谁也无法在一场革命之前就可以确定革命能否成功。但是，在过去的模式已经铁定失效的今天，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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