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

　　连着几期，我们关注着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脚步。其实，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同样面对考验，“产业空洞化”是当前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积极者如美国，也历经20年才承认，“产业空洞化”促进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 产业结构升级。消极者如日本，则把“产业空洞化”当成了一个篮子，把什么都往里装，经济衰退、国内需求不足造成生产下降，都算到这笔账上。

　　想添置新家具，就必须把旧家具搬出去。现代经济学认为，“产业空洞化”是成熟经济阶段工业发达国家的“通病”，是必经的“成熟的烦恼”。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调整已从“国别行为”转向“国际行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活动不断向全球范围扩张，尤其是负担生产任务的工厂大量外迁，工厂少了，必然引起国家原有的生产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空洞，而填补这种空洞的将是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生产。而事

　　实上，在发达国家更多地把力量投向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时，原有生产体系中的空洞却远非高科技可以弥合，这也就是现在的经济学界经常讨论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今天，“产业空洞化”显然已不是某一国的问题，而是很多发达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都遇到的问题。

　　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正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以技术革新为动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展开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其一是工业发达国家(所谓“发达国家”更确切的提法应是“工业发达国家”)走向信息化；其二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并利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其三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水平不同，导致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重新配置。

　　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包括一部分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的产业空洞化，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表现。从消极方面说，产业空洞化和与之相伴的失业增加等问题可看作是进入成熟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阵痛”，也可称之为“成熟的烦恼”；从积极方面说，产业空洞化恰恰是发达国家产业“新陈代谢”与“结构高度化”的必由之路。

　　“产业空洞化”在美欧日的表现各有不同

　　“产业空洞化”问题在美欧日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表现及程度各有不同。比如美国制造企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向外国大举转移生产据点，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遭到削弱，也曾引起过一阵子惊惶。1982年B.布路斯等人在《美国的脱工业化》一书中最早采用“产业空洞化”提法，认为产业空洞化就是“在一国的基础生产能力方面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撤退”。然而，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陈宝森最近指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担心“产业空洞化”的声音在美国就很少听得见了，这是因为产业空洞化“虽曾一时导致就业岗位流失，但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好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欧洲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则不像美国那样突出。社科院欧洲问题专家裘元伦认为：“欧洲各国间的情况也不一样，如德国很重视发展制造业，至今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仍在30％左右；英国的特点是对外，特别是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但其‘空洞化’问题也不很严重；冷战后西欧也向东欧进行直接投资，转移生产据点，但并未在西欧引起明显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欧洲的情况说明，对国外进行大量直接投资并非必然会引起严重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近年来随着日本企业加快向国外转移生产据点，产业空洞化问题在日本叫得非常厉害，“产业空洞化”一词几乎天天充斥日本的各新闻媒体，可说是形成了日本第二次议论“产业空洞化”的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导致电机、运输机械等产业的海外生产比例迅速上升，日本出现了议论“产业空洞化”的高潮。

　　“产业空洞化”给日本带来的痛苦甚于欧美

　　日本同历史上的英国、二战前后的美国一样，都曾在世界上冒过尖儿，戴上过“世界工厂”之类的桂冠。然而，越是在工业化时代冒过尖儿的国家，在走向“后工业时代”的转折期所遇到的动荡就越厉害。正如日本评论家界屋太一所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初是学德国，战后又学美国，到了80年代日本实现了比欧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达到了德、美等任何国家都未能达到的高度工业化水平。”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分析，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出口对内需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机械工业的出口对内需之比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到了80年代后半期，纺织工业开始从出超转为入超。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日本在工业化时代对欧美追赶太成功了，以至于深深陷入到对这种成功的陶醉之中，陷入到以往经验的“惯性”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需要转换发展模式、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之际，却未能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其“后世界工厂”时代的战略，深陷“战略贫困”之中。这就直接导致了“产业空洞化”给日本带来的痛苦远远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进一步探究“产业空洞化”对日本的影响，不能不提到日本在作为“世界工厂”时期的辉煌，也不能不说到日本独有的“无空洞化”路线。战后几十年日本产业形成了一种有日本特色的、什么都靠自己制造的“全面配套主义”，也可说是推行了一种产业“无空洞化”路线，这导致了日后的产业空洞化对其原有产业结

　　构的冲击更大一些。如果说在战后三四十年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下，日本独善其身的“无空洞化”路线还能勉强走得通的话，那么，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产业不断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各种产业的门类与层次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一国想把所有门类和层次的产业都容纳在本国国土内，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就好比要在家里添置新家具，就必须把旧家具搬出去；如果舍不得把旧家具搬出去，新家具就很难搬得进来，特别是对日本这样的狭窄岛国，“精简”一下本国产业结构是极有必要，哪怕是为此要忍受暂时的“阵痛”。

　　其实，即使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产业“无空洞化”路线已经导致它在工业品外贸方面出得多、进得少，同欧美工业国之间发生了尖锐的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为了同国际经济社会协调相处，日本也必须改变其过去的产业“无空洞化”路线，走“产业空洞化”之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些政治家总在说日本要做什么“普通国家”，其实，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倒是真的需要做一个“普通国家”，以便更好地同世界经济“接轨”，更协调地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日本把经济衰退归咎于“产业空洞化”

　　反观美国，美国之所以未被“产业空洞化”吓倒，是因为美国通过开拓、发展新兴技术产业填补了传统产业向外转移或被淘汰所留下的“空洞”；美国之所以未被产业外移导致的“技术外流”吓倒，则是因为美国通过不断创新保持技术优势，不怕原有技术被别人拿去。

　　日本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其社会环境很不适应以风险企业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企业兴起；另一方面，日本总担心自己现有技术被别人拿去。据GEM(一家对风险企业进行国际比较的学术组织)调查，日本在发现风险事业机会的能力、创设风险企业的技术以及风险企业受社会尊敬的程度方面，在被调查的美欧日及韩、俄等29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一。在研究创新方面，尽管日本的科技竞争力仍居世界第二，但在创新方面却远不如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缺乏像美国那样从全世界吸收科技人才的“雅量”。

　　缺少吸引其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魅力，也是使日本的产业空洞化更加深刻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指出，“日本要避免空洞化，惟一的办法就是建设能够聚集世界的企业和人才的有魅力的国家、城市以及市场规则体系，向高价值化产业迈进，此外别无他途。”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对吸引外资一直持比较保守的态度，其国内开放程度也差，致使日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很低。2000年日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世界各国吸收外资的0.6％，不足美国吸收外资的3％；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其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只有1.1％，比世界平均水平(16.3％)低得多。

　　近年来，日本人其实是把经济衰退、国内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生产下降，也算到因为向外转移生产据点而引起的“产业空洞化”的账上了，这就使“产业空洞化”在日本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

　　比如2001年日本破产企业数超过1.9万家，为战后第二个最糟年份。其中上市企业破产14家，有69家上市大企业在日本国内关闭工厂合计124家，并引起了与之关联的中小企业关闭更多的工厂。而当日本人说起企业倒闭、工厂关门，就往往同“产业空洞化”联系起来。这样，“产业空洞化”似乎成了一个篮子，把什么都往里装，自己的经济没有搞好，也从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生产方面找原因。同时，哪国接纳日本的直接投资最多，哪国就成了“产业空洞化”的主要“责任者”，甚至被当成是日本经济的“威胁”。其实，一些亚洲国家无论是吸引日本直接投资也好，或是向日本出口低价工业品也好，归根到底是在帮日本的忙。

　　日本这个国家历史上就很难依靠自己力量来厉行改革，总得求助于外力。明治维新时期的“外力”就是欧美列强逼日本开放；战后改革的“外力”就是美国占领；当今，推动日本改革的外力或许正是来自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低价进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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