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丁安华

　　新的千年伊始，人类似乎还憧憬新经济时代的美好前景，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缺乏认识和准备。直到2001年11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机构(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才承认，美国的衰退早在2001年3月已经开始。经济学者传统上一般将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确定为经济衰退。事实上，美国2001年头两季GDP虽增长放缓，但直到第三季度才出现负增长，第四季度的数据尚没有出来，就急于宣布早于2001年3月出现衰退，这种判断显然是受到9·11恐怖事件的影响。

　　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确改变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认识。9·11之前，美国及全球经济确实出现了增长放缓、公司盈利下降、股市表现疲弱，但多数经济分析员并不承认即将面临一次全面的衰退。9·11之后悲观情绪弥漫，学者们不但承认衰退已经出现，而且还认为早于2001年3月就已来临。

　　9·11恐怖袭击，对人们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而深入反思9·11事件的根源，以及对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影响，是必要而急迫的。

　　如何认识

　　恐怖主义的根源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利用劫持的民航飞机，对民用目标和平民进行攻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世界，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9·11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国际社会正忙于协商筹组阿富汗的过渡政府。然而，人们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反思，才刚刚开始。9·11虽然是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但是恐怖主义却是一个全球所面临的课题，是需要各个国家联合才能对付和解决的。要打击恐怖主义，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弄清恐怖主义的根源。

　　然而，正如在定义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对立一样，在认识恐怖主义的根源上，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也存在根本的分歧。

　　9·11事件之后，针对恐怖袭击的根源，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文明冲突论”；二是“霸权主义的后果论”。

　　1993年，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将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包含宗教、种族、文化、意识形态和各种利益的冲突。9·11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见解。文明冲突论所持的观点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的优越和其他文明的落后，尤其是对伊斯兰世界宗教的贬低，极其容易埋下仇恨的种子。用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恐怖主义的根源已受到了愈来愈多的质疑，一方面9·11事件并非是主流伊斯兰教所为，也没有依据证明伊斯兰教崇尚“好战”；另一方面，如果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就会将矛盾简单地归结为宗教问题。有趣的是，亨廷顿本人在9·11之后，公开否认恐怖袭击和美国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文化战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恐怖主义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一种极端的报复，是对美国强权政治的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和“干预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霸权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这种观点则在发展中国家或弱小国家(例如伊斯兰国家)中流行，也确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观点至少有三点不足。第一，它为恐怖主义合理化提供了依据；第二，恐怖主义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单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恐怖主义的存在，不能用美国的霸权主义来全面解释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第三，迄今为止，就霸权主义究竟如何导致恐怖主义也缺乏深层次的分析。

　　从产权理论

　　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

　　那么，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呢?除了从宗教、文化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之外，在这方面进行多学科和多角度的研究和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法学和政治问题，有悠久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发展的经济解释，就是一个典范。马克思认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信仰、法律和意识形态，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传统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增长与财富的分配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已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研究人们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机会选择的学科。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研究正是从交易入手，来描述个人选择的特点，而制约人们选择的约束条件，不仅仅是稀缺资源的约束，还存在制度的或法律的约束，这样经济学方法就可以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例如，对法律和制度的经济分析，在过去20年成为了经济学方法的一项重大成就。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尔德·科斯(Ronald H·Coase)所创立的产权经济学，就是一个例证。而1992年获奖者加利·贝克(Gary S·Becker)更将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展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和人类相互关系的广阔领域，对社会问题(人口增长、家庭、罪与罚等)展开经济分析。

　　是否可以尝试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呢?我们认为，经济学在解释这一根源方面，有一重要的分析工具，即产权理论。事实上，产权是指人对物的各种权利，从而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对经济个体，还是民族国家，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合理安排都是最基本的和至关重要的。产权不是物品，也不仅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由物的存在和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是一系列用来确定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所以，产权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确定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规则和规范。

　　恐怖主义活动，是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是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从产权的角度看，究竟什么地方出错了呢?产权理论告诉我们，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合理安排，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反之，交易费用就会很高，乃至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严重混乱和冲突。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归根到底是对初始产权的归属上的矛盾和冲突。中东冲突的关键是“以巴问题”，而“以巴问题”实质上是土地或领土的初始产权的划分和安排上的冲突；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矛盾的另一个关键是“石油问题”，而石油问题关键是产权之中的收益权的划分问题。

　　以巴的土地产权归属问题，虽有近2000年来犹太人的遭遇的历史背景，但是以色列根据1947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建国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几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阿拉伯国家的土地，至今拒绝归还。同样，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在原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除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之外，还要建立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但是以色列一直反对建立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美英实际上在偏袒以色列。

　　产权界定不清晰和安排不合理，会造成市场失灵，交易费用必然很高。由于在土地的产权界定上出现冲突，而美国支持以色列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制阿拉伯世界，必然产生争夺稀缺资源的严重混乱和冲突。事实上，从产权理论来看，恐怖主义就是中东土地初始产权归属划分不清和安排不合理所带来的高昂的“交易费用”！

　　阿拉伯世界与美国的另一个矛盾是“石油问题”。美国的石油蕴藏量只占世界总量的4%，但其消耗量却占全球的1／4。美国石油大量依赖进口，特别是来自中东石油输出国的进口。为了保护美国的石油利益，美国在中东石油输出国驻军，同时在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导致阿拉伯国家贫富不均，失业上升，社会矛盾增多。从产权理论的观点来看，是石油资源的收益权为少数人所占用。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当然不愿意看到本地区的财富流入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腰包，流入少数亲西方的富翁和统治者阶层手中。他们普遍怨恨美国和西方的政策，这种怨恨与极端的宗教或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是造成这个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家利益是调节国际政治及经济秩序的基础，而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强权政治。而从产权理论来看，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合理安排对产权的安全性至为重要。产权理论在处理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问题上，提出了与强权政治不同的思路：即产权究竟应该如何清晰地界定和合理地安排，从而使双方损失的总和最小(交易费用最小、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对个体或社会群体如此，对一个民族或国家也是如此。

　　产权理论把产权看做是一种社会工具，作为决定人们相互间利益关系的一种规范，产权规定了谁有权做什么，无权做什么，以怎样的方式受益或受损，受损怎么赔偿，等等。通过产权界定和安排，使每个产权拥有者承担他获得自身利益所需付出的全部成本，而不能好处自己得，代价由别人付。这是衡量一种产权结构或产权安排是否有效的标准。显然，在领土产权归属和石油收益权划分上的缺陷，正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在。

　　因此，在我们看来，冲突的根源，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归根到底是初始产权归属上的冲突。中东冲突从表面看似乎是信仰的冲突，本质上是领土的初始产权的归属和石油资源收益权的划分的冲突。恐怖组织是在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极端势力，促使这种冲突朝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根源。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为确保其经济和石油利益，造成阿拉伯国家贫富悬殊，社会畸形发展；与此同时在中东以巴冲突中，长期偏袒以色列，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更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所以说，恐怖事件的根源，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之下，民族纷争、地域纷争变得更加激烈，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将继续扩大。

　　21世纪：

　　我们会面临一个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吗?

　　如果我们承认中东地区领土的初始产权和石油的收益权划分上的冲突，是目前阿拉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的话，那么，消除恐怖主义就应从明确产权的归属和安排上入手。问题是，目前的国际社会，缺乏一种公正和有效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主要缺陷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全球政治中，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推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忽视和欺辱弱小国家的利益。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实质是不承认别国对其领土的独占的产权，而军事占领就是对产权安排的破坏。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弱小国家的利益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效应是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扩展到全球，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意味着主权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要求主权国家放弃一部分在贸易投资方面的“主权”，这就可能对不发达国家造成不公平。事实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照顾到弱小国家和弱小群体的利益，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继续扩大。

　　上述两种缺陷，即霸权主义和贫穷问题在中东阿拉伯国家表现得最为突出。以美国等大国主导的现有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弱小民族国家的产权的完整性和独占性得不到保障，产权的具体功能，包括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等，在资本及金融的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剥夺。在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下，民族国家之间的产权制度的安排失去功效，为争夺稀缺资源所引起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人类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

　　从产权理论来看，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实质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产权界定和安排上的缺陷，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表现。产权的重要性在于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调节和维持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从全球政治的层面观察，主权国家之间的产权界定的失效和产权安排的不合理，正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正的根源。

　　9·11恐怖事件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思。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会面临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吗?

　　从全球政治来观察，9·11恐怖袭击之后，为了建立反恐联盟和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曾公开表明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目标，并积极推动重开中东和谈。这似乎是美国理性的反思，有助于中东问题的解决。不少观察家认为，9·11之后，美国可能会放弃“单边主义”和调整其中东政策，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促进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持久安全与和平。

　　但是，由于美英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成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干预主义”思潮，他们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充满信心，主张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目标扩大到其他国家(例如伊拉克)；与此同时，在中东问题上，又出现偏袒以色列的迹象，不再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目标。目前存在的可能是，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成功，有可能为新的干预主义提供动力，为崇尚强权政治的势力提供依据，从而不但不能反思美国的中东政策，反而进一步激化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最近，在以色列连续发生的几起恐怖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疯狂报复，让人们看到和平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从全球经济来观察，9·11恐怖袭击之后，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贫穷问题。全球化目标常被表述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而忽视了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这一最高目标。作为ABAC 2001年年度主席，在APEC上海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个健康的全球化进程应当是：(1)消除贸易投资障碍，建立开放和统一的市场；(2)通过能力建设使各个经济体、企业和民众在全球化中提高获益的能力：(3)有大多数经济体、广大中小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建立具有广泛基础、能反映大多数经济体、广大中小企业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这种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实施途径，即“开放市场”、“能力建设”和“广泛参与”是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这一全球化目标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整体。

　　9·11事件已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下降，债务问题加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已造成难民流动增加，区域的外来投资减少，贫穷日益加剧。由于经济循环的影响导致增长放缓的世界经济，将被9·11恐怖袭击拖入衰退之中。航空业受到打击，发达国家移民政策收紧，宗教和种族矛盾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减弱等等，这一切表明：恐怖主义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世界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从中短期来观察，我们认为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军事报复将使新的干预主义抬头，美国至今仍坚信军事力量的神奇效果，而对恐怖主义的深层次根源缺乏反思；另一方面，在经济衰退和恐怖主义双重打击之下，发展中国家贫困化更趋严重，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探讨恐怖主义的根源，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治理恐怖主义。所以，9·11恐怖事件之后，人类应该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各国应该加强合作，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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