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的1月1日起,欧元将作为统一的货币在欧洲12个国家正式流通。从这一天起,这些国家将逐步回收本国货币。所以,以后如果再到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去旅行的时候,随身就只需携带一种货币,这就是欧元。在西欧实行单一货币,源自一位经济学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大胆设想。他就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
杨澜:听说你1999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奖金除了用于翻新在意大利的房屋外,剩余 的全都兑换成欧元存进银行。现在是不是已经亏钱了,那次投资不理想吧?
蒙代尔: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得到奖金后,将它们兑换成了欧元,那是2000年9月。我选择兑换欧元后,开始亏了些钱,不过后来欧元回升又赚了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应该算不赚不亏。
杨澜:早在1961年,你就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国家什么时候会愿意放弃货币主权,而去使用一个共同货币呢?”当时,你还不到30岁。在你的设想中,西欧各国经济水平相近,相互之间要素流动性较高,可以组成一个货币区,区域内各成员的货币相互之间实行固定汇率,甚至使用同一货币。你的这个设想指引欧洲的决策者把欧元从一个纸面上的概念变成今天的现实。有人因此把你称为“欧元之父”。
蒙代尔:想象一下,目前世界上有190种货币。如果所有国家的大小都差不多,那就会出现成千上万不同的汇率和套汇率在其中运作。那将是完全混乱的景象。现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世界上有几个大的货币区域:美元区,现在的欧元区,也许还要算上日圆区。欧盟以前有15个成员国就有15种货币,现在其中的12个国家将使用单一货币。他们都已经看到简化、统一货币体系的好处。
杨澜:但他们也丧失了用外汇汇率来调整经济的灵活性。
蒙代尔:别忘了调整外汇汇率不能创造新资源。中国可以将人民币贬值到50元对1美元,那也不能给中国带来新资源,那只能造成通货膨胀。当然那可以降低中国工人工资的实际价值,但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够低了。外汇汇率并不是调整经济的好方法,只会给国家带来麻烦。
杨澜:那货币统一的限度在哪里?有人认为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货币。也有人说依靠单一货币太冒险。你的看法怎样?
蒙代尔:我认为共同货币是一回事,单一货币是另一回事。我决不会同意建立单一货币。同样我也不同意在亚洲建立单一货币。亚洲需要的是共同货币,而不是单一货币。
杨澜:你在1999年得到诺贝尔奖,但获奖的理论早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你是否认为这个奖项来得太迟?
蒙代尔:这个奖项在1969年才开始颁发,有资格的人选又很多。当然不可能先考虑年轻人。
好像是在排队似的,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其他奖项有很大不同,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比其他奖项的获奖者要大差不多十岁。有人说我20年前就可以得奖,这话没错,可是如果我在做里根顾问时得奖,那时我支持供应学派,那时得奖争议可能挺大,也可能被政治化。顺便提一下,这次我是单独获奖,而不是共同获奖,我不必和另外两三个人一起拿奖。
杨澜: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你提出要通过大幅减税来刺激经济。这一主张后来获得里根总统的采纳。支持你的人说,蒙代尔帮助里根政府找到了振兴美国经济的道路,而且对于冷战的结束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年后的今天,你对布什政府的建议仍然是减税。
蒙代尔:货币政策要取决于美联储。我认为它们应该在明年之前再次调低利率半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布什政府还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加快通过减税方案。民主党似乎反对减税方案,但我认为应该尽快出台实施,不能再等上5年了。布什政府应该立即出台减税政策,这能刺激经济发展。
杨澜:但有人说你的供给经济理论,比如减税等措施,是造成里根政府财政赤字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在向阿富汗作战,如果推行减税,是否也会造成政府赤字呢?
蒙代尔:首先来看看里根政府的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经济衰退的1982年外,税收收入每年都有大幅增长。造成政府赤字的原因是政府开支猛增。除了运作开支外,最主要的是花在军事设施和防御上。目前似乎不会出现80年代那样的军备扩张。目前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无论会不会打起来,肯定是破坏力巨大的,这是困难的战争,但不会昂贵到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这种战争中不需要太多的武器装备系统。或者说,这不是特别“烧钱”的战争。
对“9.11”事件之后的全球经济,蒙代尔倒是没有感到特别的悲观。他预计,全球经济在连续经历三个季度的衰退后,在2002年的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就会恢复。
在北京大学的“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上,蒙代尔发表演讲。他说,一百年前,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现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已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正在减少,而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杨澜:我对你对欧洲市场和中国市场不同走向的观察很感兴趣。比如你说过,目前在欧洲市场上,大约5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政府开支,而私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蒙代尔:这值得一提。在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遭到破坏,必须大量发展生产。他们这么做了,得到可观的经济增长。在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欧洲人过早地开香槟庆祝,他们通过政府重新分配收入并开始消费。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开支原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在那时突然骤增到平均50%的水平。这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金融问题,至今仍在困扰欧洲。而在中国,1978年全国收入的80%来自政府,而现在已经降到35%,甚至30%。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政府活动减少,而是因为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私有经济,令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杨澜:入世后人民币的地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在你看来,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最佳时机在什么时候,特别是在资本账户上?还是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应该更加谨慎?
蒙代尔:我觉得应该谨慎。在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上应该谨慎,而选择适当的时机也非常重要。放松汇率的步伐应该放慢,而且要选择国际收支有赢余、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比较坚挺的时机。中国现在符合这两个条件,但放松汇率的速度仍然应该放慢。在对外开放后还需要进行其他调整……我觉得还可以再等候一段时间。
杨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时机来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标志?这个过程会有多长?
蒙代尔:我想,首先中国要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外部账户强劲,国际收支也有赢余。在这种情形下逐渐放松汇率,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使汇率更加灵活,同时继续积累外汇。一步步向完全可兑换转化。最后一步将相对简单,因为那时已是水到渠成。
杨澜:你是否觉得目前人民币比价过高?
蒙代尔:实际上从市场来看,人民币的比价过低,甚至有一定的升值压力。不少人觉得人民币兑美元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我觉得中国的最佳策略是保持1994年初以来的政策,固定外汇汇率。将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8.3,在将来几年里调整汇率的事提都别提。8.3是个很有利的汇率。如果人民币贬值,将会给周边国家造成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是地区重要的经济力量。而让人民币升值则无异于发疯。在全球经济放缓的今天,这样做中国就无法保持竞争力。
杨澜:不少南亚国家指责资本殖民主义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元凶。从金融的角度你是怎么看的?
蒙代尔: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不稳定,如果要说最致命的原因,是美元和日元汇率的不稳定。美元和日元是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外汇。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是外汇价格不稳,以及那些国家对货币升值的处理不当。也有国家没有被卷入金融风暴,因为他们对货币升值处理得比较好。
杨澜:在香港,有不少人提出要让港币和美元脱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蒙代尔:港币和美元脱钩将是个大错误。因为香港经济发展一直是建立在1美元对7.8港元的稳定汇率上的。实际上我倒希望反过来,在香港推行美元。让香港美元化。在香港推行美元并不难,而如果真的这样做,受益的不仅是所有香港市民,还有整个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如果香港成为一个新的区域货币系统的中心,中国大陆将是最大的受益者。香港美元化将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经济稳定的基石。
杨澜:目前全球经济放缓,香港自然也受到很大影响。有人认为应该牺牲部分自由经济,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保护。你是否觉得这是个危险的倾向?
蒙代尔:你问政府能为香港的经济做什么。政府行为不能创造新资源。香港和中国大陆应付经济放缓的方法应该是减少和放慢出口部门的增长,而他们现在正在这么做。增加政府干预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我认为最好的防御方法是扶持私有经济,因为私有经济能够最有效地应付经济发展迟缓。私有经济可以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和方式寻找新出路,寻找应付危机的最佳手段。政府最好放松各种规章,降低税收,以及清除其他一些私有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健全信用机制,使私有企业能得到贷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私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帮助。
杨澜:根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人们认为政府应该放手让市场决定一切。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却认为,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一定干预。是这样吗?
蒙代尔: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因为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不平等是始终存在的。如果说教授比学生知道得多,那不表示需要特别的机构来改变这种情况。
杨澜:那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之间呢?
蒙代尔:如果有人要卖车有人要买车,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卖车的人当然比买车的人更了解自己的车。所以作为买家就需要得到更多信息。他们可能需要雇佣技师来检测车辆,来确定交易是否合算。得到这信息需要付钱。经济信息不是免费的,必须用钱去买,而信息市场一直存在。只要产品市场和信息市场发展成熟,信息不会影响产品市场的运转。信息市场也是整个市场系统的一部分。今年诺贝尔奖的其中一位获奖者是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我只是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信息也是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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