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王振中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逐步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呢？

　　世界贸易格局与道德风险

　　近年来，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自GATT(关贸总协定)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到1995年WTO(世界贸易组织)取代GATT，它们的宗旨都被描绘成是追求“正和竞赛”(即“双赢”)的格局。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结局不甚理想，现实的世界贸易格局离GATT和WTO所宣传的初衷相差甚远。例如，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框架内，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如果按人均GDP水平把全世界的国家分成5等份，人均GDP水平属于最高的20%的国家与人均GDP水平属于最低的20%的国家之间的差距，1987年是57倍，1997年扩大为92倍。其结局是世界财富占有和分配格局极其畸形。究其原因，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竞争力较弱之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强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例如，发达国家不断利用高关税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话说：“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他们对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关税的4倍。”WTO总干事穆尔甚至感叹道：“富裕国家向最贫困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事实上比他们向其他富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比如说，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关税甚至要高两倍。”面对这种现实，穆尔认为，“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道德问题”。再例如，发达国家还不断利用非关税壁垒手段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其中尤以配额和“反倾销”惩罚特别突出。其结果，发达国家不仅扼杀了发展中国家的潜在优势，而且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在的竞争优势，例如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由此，人们期望的“正和竞赛”格局迟迟难以达到，从而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充满了强权与反强权的斗争和较量。今后，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为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

　　不能片面理解比较优势理论

　　在WTO秘书处的有关宣传材料中，明确指出，开放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由此看来，如何理解比较优势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明者是李嘉图，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但即使是WTO成立了，在全球推行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二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否认一个国家可以实行“赶超”战略。三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也没有否认一个国家可以实行“替代战略”。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就不能片面理解比较优势理论，为了提高本国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应该提高创新意识，不能把希望都被动地寄托在外国投资上。在经过引进、消化、创新后，发展中国家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在传统产业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而且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不能盲目放弃对经济的干预

　　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明显加快，因此在某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崇拜者看来，民族和国家的概念都是过时的概念，政府干预似乎是多余的。这种观点在世界弥漫着崇尚市场机制的氛围中显得尤为突出。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切记不能轻信此类说法。因为，无论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都无法否认政府干预存在的现实和必要。

　　首先，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要比人们想象的高。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至少还会看出两个现象，一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例如英国，国家支出率从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进而又上升到1997年的40.6%；另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例如美国，1980年时国家支出率是36%，到1997年时是33.3%。

　　其次，我们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探讨中，需要清醒的是，“全球化”并不是“一极化”和“美国化”，而是“多极化”和“民族化”。对于贸易领域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并行不悖的时代。回顾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无论是贸易政策的实施，还是贸易理论的提出，都不是单一地演进，而是并行不悖地发展。造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是，任何贸易政策的实施和贸易理论的提出都无法忽视经济发展的国家特点。既然如此，那么无论是提倡贸易自由还是提倡贸易保护，都只意味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强或弱，而绝不意味着政府干预手段的有或无。在这里非常有必要重温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

　　我国学者朱绍文教授通过与格拉斯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的交流，两人都坚定地排除了传统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斯密还是一位政府干预论者，在《国富论》中随处可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重读《国富论》可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斯密经济理论所造成的扭曲。重温斯密在224年前所说过的话，对我们理性地迎接经济全球化是有益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面对市场的失灵和资本的垄断，是需要政府干预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要有力地纠正市场扭曲或市场缺陷，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四大优势：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交易成本。总之，在“市场神话”面前，我们不能过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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