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

　　自从美国飞机跑到阿富汗上空屙了几个炸弹后，美国经济似乎又缓过气来了。股价在大跌之后逐渐回升，商店里的人气也开始聚集。在金融和财政两服猛药急攻之下，CEO们对明年经济复苏充满信心。就在美国战机出动的前一天，西方七国的头头们在华盛顿开会，史无前例地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向投资者们拍了胸脯：别慌，全 球经济没得艾滋病，明年就有好消息。

　　即使外边已经开打，许多大公司的老板仍显得气定神闲。亨氏集团的CEO威廉.约翰逊指出，“我们的生产是外甥点灯笼——照旧，我们还不至于吓得把头缩进被窝里。”尽管遇到零件供应上的运输颈瓶，福特汽车公司和Flextronics国际公司等生产企业都坚持说运输中断并没有严重打乱他们的生产。而一些主要的跨国企业则指出，暴力和飞行安全问题并不会阻碍他们开拓海外市场。GE的新总裁伊梅尔特指出，全球化的步伐根本未被打乱。

　　果真如此吗？且听美国经济界顶级人物如何说。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指出，美国正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很可能这些因素已经在起作用，只不过由于这是一种远期的可能性，所以在市场上没有显示出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说得更干脆：由于投资者为防范风险而提高了回报的期望值，因此资本的成本上升。全球证券市场急跌和新兴市场的债券利率急升就可资证明。格老的说法意味深长：谁敢包战争能速战速决，美国不会再受袭击？许多公司担心人员和财产的安全，造成劳动力和商品自由流动放慢，从而危害了经济效率。资本成本上升，投资者再不会豪情万丈了。相应地，即使美国能摆脱衰退，也不可能回到增长率在4%以上的黄金时期。一句话，美国的繁荣时期，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带动，全都变成了化石。

　　全球化的车轮要顺利地转动起来是有条件的。只有贸易和投资上的壁垒被消除，商品、资本和人员才可能自由地流动。开放的全球市场导致贸易繁荣，1996年全球产量的18%被用于国际贸易，而到了2000年则上升到26%。全球化也使资本、技术和经营理念得以广泛地传播。它使消费品价格降低、通过及时的供应链使生产率上升，硅谷也由此得到大量的技术天才。即使是现在，全球化的浪潮也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放慢和提高了成本。但山姆大叔是再也看不到90年代的高生产率、低通胀率的好日子了。原因很简单：贸易和资本的流动扩张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人们认为世界将更加太平。各公司必须为海外雇员和财产提供更多的保险和安全保障。更严格的边境检查使货物的流动变慢，迫使各公司保持更多的库存。移民政策渐趋保守，熟练工人和蓝领工人无法大量进入，各公司也就无法在不提高成本的基础上扩张。各公司在进行新投资时也因为担心不明的政治风险趋于谨慎。

　　这种时代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在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因此它急于将本国的开放市场模式“出口”到外国。在那时，美国的外交目标和经济目标是同步的，可现在，美国外交的重点放在了安全方面，开放市场反而与国家利益有冲突。反映在行动上，就是不积极去消除壁垒，反而致力于堵塞系统中的漏洞。如果来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通关时间从一个月前的一两个小时变为现在的7个小时，每一辆汽车和每一个集装箱都必须打开检查。司机们形容说，通过边界就像通过铁幕一样。外国移民在美国不再是受欢迎的人。一位印度移民Wadhwa抱怨说，他在一间商店里被店员要求出示身份证，而且店员还控告他入店行窃。Wadhwa指出，美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美国以外的世界同样不得安宁。在英国，人们“备战备荒”，纷纷抢购汽油，金融服务机构成了惊弓之鸟。在印度，由于美国收紧了签证发放加上对外国移民的恐惧，印度的IT服务业深受打击。此外，由于美国对印度政治风险的评级仅低于阿富汗，对印投资近乎中断。一位在孟买的美国企业家说，“世界各国重新开始画地为牢。”曾经比较稳定的印尼也不甘示弱，一些激进的穆斯林把反美口号印在了口袋上。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对国际贸易极为不利。恒生银行预测，全球贸易额增幅将从2000年的12.6%下跌至今年的0.9%，明年也只回升至2%。首先，高风险意味着高成本。正如在9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进行爆炸活动后，伦敦市中心的写字楼保险金立即翻两番一样，如今只要受到恐怖袭击威胁的地方，保险金也是这个价。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商品价格中去，各公司不得不重新掂量一下做生意的地方。其次，运输颈瓶迫使各公司增大零件的库存。在墨西哥的数百家美国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和数据处理公司，都被迫重新审视其后勤策略。汽车零件生产商Delphi汽车系统公司在墨西哥有56间工厂，每天有200辆卡车往来于美、墨之间。该公司已经决定将零件装运的次数增多，将每次的货运量减少。该公司负责物流的副总裁Mark Lorenz指出，一旦货运在边界受阻，该公司可以动用飞机、船舶或直升机来运货。而这种情况即使是海湾战争期间都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那时最多就防范码头工人罢工罢了。第三，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对美国的新经济不利。在90年代，外国移民达到1400万人，占了美国劳动力的34%。硅谷中30%的暴发户是由中国或印度移民创办的公司。

　　同时，一些公司也在反思自己的投资策略。虽然跨国公司都说自己的投资活动没有改变，特别是那些它们已经投入巨资的地区，但分析员们指出，现在外资都倾向于转向中国、韩国和墨西哥这些稳定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开放市场是90年代的口号，现在的目标是安全。

　　全球化？还是先悠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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