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单羽青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霍斯特·克勒

　　9月8日下午，苏州吴宫喜来登酒店，专程前来参加第八届APEC财长会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霍斯特·克勒接受了10家媒体的小型专访。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共关系部杰瑞米·马克(Jeremy Mark)先生的协助，专访是克勒在华盛顿时就约好的。

　　自由提问前，克勒首先发表了自己对于全球经济放缓的看法，这也是APEC财长们这两天讨论问题的焦点所在。

　　他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增长随之放缓，给全球其他地区带来不利影响，新经济泡沫的冷却、破灭极大地影响了对亚洲国家的经济。虽然全球经济放缓有极大的风险，但是，IMF和APEC的财长们认为，全球经济会在今年底之前开始复苏，到明年，经济发展将很有可能加速。目前，主要经济体已致力于政策调整，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下滑的一些因素正在减弱，也将对全球经济恢复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他表示，“我对此谨慎乐观。”

　　分析其中原因，克勒说，美联储降息减税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另外，石油价格的降低和较低的通货膨胀压力使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从欧洲央行上周降息行动可以看出，欧洲和美国在某些宏观经济政策上将来还有可能做多一点。

　　克勒说，在发达国家都遇到问题时，中国经济却保持了稳定增长，对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IMF预测中国今年的GDP为7%—8%左右，APEC成员也认为中国经济今年会有稳定的增长。

　　其次，加强国际金融系统或国际金融框架建设增强了世界经济应对危机挑战的能力。克勒说，“IMF的看法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危机后，许多亚洲国家在阵痛中加强了金融系统的建设，比如增加金融数据的透明度，加强国际标准和守则，近两三年，金融架构的大规模改革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改变了其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的比例，结构更趋合理、稳健，汇率系统更富弹性。现在，新兴经济防范危机的能力比三四年前有了明显提高。最近，阿根廷、土耳其发生危机的波及效应就远小于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然而，克勒也强调说，“虽然有进步，但我们还不能太自满。”

　　现在，仍然有人对衰退的涵义提出质疑，克勒认为，我们可以多谈有关衰退的问题，寻找防止进一步衰退的方法，但是，对全球经济放缓我们不必过虑。最重要的是看经济增长的比率和速度增长，而不要去纠缠定义。就像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很重要，特别是刺激内需。

　　关于全球经济复苏的时间，有的APEC财长认为，复苏不会很乐观地在今年年底，而是在明年年底，克勒表示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你不可以计算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显然要比负面的影响多。应该说，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特别是在IT业发展放缓，但并不是说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丧失了。其实，美国生产的效率和潜力还有发展的余地。现在，美国经济开始了必要的调整，并且在调整之后将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新的刺激因素，不用等一两年，而应该只是几个月的事情。“再过几个月你将看到，我的思路是正确的。”

　　防范金融危机，中国应从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中汲取哪些教训？克勒回答说：“中国应该多与IMF合作，中国不必全盘接受IMF的建议，但是，IMF还是有许多基于丰富经验而来的良好的建议。比如，金融数据和数据透明度；金融标准和守则；剥离商业银行的呆坏帐，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如果中国有健康的金融体系、健康的银行、健康的公司和健康的经济，那么，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

　　针对外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苛刻条件的指责，甚至触犯了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主权，克勒承认，IMF过去是犯了些错误，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的条件过于激进，可是，尽管贷款条件是太多了，但有些结构改革还是必要的。IMF贷款的来源是其成员国，而受援国的贷款抵押就是接受的必要改革。受援国必须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这样才能避免危机的再度发生。

　　现在，IMF正致力于减少贷款条件并突出其重点的工作。贷款里结构改革条件减少了，但突出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方面，有时，援助款项看起来少，其实是加强了重点。IMF现在已经明确，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做，什么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还不可以做，什么虽然很重要可并不是IMF应该做的，什么是不怎么重要的。IMF不能要求一个国家做它所不可能的事，也不可能管得太细。IMF要以很直率但很谦虚的方式，只注意最重要的事情。

　　克勒强调，“尽管IMF不可能了解一个国家所有的事情，但相信IMF的建议是最好的。”

　　克勒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迫于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压力，缩小了下届年会的规模，对此，有的非政府组织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可是，这不是全世界穷人的胜利。因为这样的年会，是全世界183个成员国一起讨论经济问题的机会，特别是共同讨论和寻找一些世界重要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所以，这不是胜利，而是一个重要目的失败。

　　他说，“这不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我希望IMF的成员国能有机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讨论全球化，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今天，连一个APEC的财长都不会说全球化是坏事，所以，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全世界人民从全球化中受益。”

　　如何解决自由的资本流动与资本监管之间的矛盾？

　　克勒说，国际资本是私人资本而非公共资本，重要的是要有可信的政策增强投资者回报信心。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一些国家开放资本帐户的速度太快，监管手段无法跟上，我们需要适当并且有序地开放资本帐户，需要有监管框架。IMF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了解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来源，了解所有的外国直接经验在资本市场的投资组合。开放意味着新的设想和新的观念，可有时也会带来失败，但开放终究是正确健康实践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有良好的监管架构，那么，资本流动就是良好的健康的。

　　最后，谈到经济结构改革问题时，克勒表示，低的经济成长率会使结构改革的过程更复杂，会使结构调整更困难，可是，结构改革却是必要的，意义是明显的，会有长期的好处。但是，它一定会带来阵痛，失业等负面因素和社会压力会出现。“在中国，结构改革的决定从长远看一定有意义。中国人这么聪明又有创造力，应该有这个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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