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8日，广州市再度出现瘦肉精中毒事件，70余人住院治疗。广东省政府农业部门立即开展专项行动，加强了对生猪的检验把关及市场监督。然而近10年全国有1700多人因瘦肉精中毒，其中1人死亡。这种可以使猪增加瘦肉率以提高利润的化学品，对人体有强烈的毒副作用，甚至可能导致不孕或死亡。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更是强调，瘦肉精猪肉的危害堪比三聚氰胺奶粉。国家早在1997年就已明令禁止瘦肉精作为饲料添加物使用。然而为何十年来瘦肉精屡禁不止？《南方周末》记者苏岭曾深入追查，却意外发现，一头猪从饲养到端上餐桌的各个环节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更是漏洞重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然而敌敌畏火腿，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摆上餐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到底还能吃什么？中国食品安全究竟如何才能突出重围，重拾信心？《22度观察》邀请苏岭为您讲述曲折的暗访过程，揭开惊人真相。

　　主持人：您好，欢迎收看《22度观察》。进入2009年，食品安全再次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式向公众征求意见，进入试点阶段；另外一方面，一场猝不及防的瘦肉精事件席卷广州，人人谈猪色变。而《南方周末》记者在一系列的追访中发现，瘦肉精也在与时俱进，一种更新型的高科技瘦肉精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了。对此，人们不禁会产生更多的怀疑和不安，一头猪从出生到摆上餐桌，要经历饲养、繁殖、屠宰、加工、生产、流通等等诸多环节，这里边到底隐藏着多少危险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亲历追踪瘦肉精事件的《南方周末》记者苏岭，和媒体评论员王志安一起为你揭开一头猪身上有关食品安全的秘密。

　　主持人：苏岭作为记者，我想一直都会特别关心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具体到一头猪身上的食品安全问题，你是从什么样的线索开始入手的？

　　苏岭：去年年底的时候到北川去回访，了解一下灾民生活的时候，他们专门跟我说，他们不吃饲料养的猪。我觉得挺疑惑的，因为我们国家的饲料企业特别多，像四川有，一般来说都是鼎鼎大名的企业，就觉得挺奇怪的，我就问了他为什么？他说反正吃了不好，会得病。

　　主持人：当时他们的生活各方面并不是很完备的，那即使这样，他们也不吃饲料养的猪。

　　苏岭：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在四川的其它农村，也是听到这样的传闻，我就对这事情有点儿警惕了。

　　主持人：第一步调查发现问题在哪儿？

　　苏岭：第一步，这个行业有点像铁板一块，很难攻破的，后来我到处发帖，到处找人。

　　第一步查访：迷雾重重

　　苏岭：有一个专家对兽药很有研究的，他给我指出，饲料里面添加的，在法国曾经查扣了一批，就是来源于中国的饲料级的，就是用作饲料的硫酸铜里面含有二恶英。大家都知道二恶英就是致癌、致畸、致基因突变的“三致”物。但是这个东西很多，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检查费要一万多，那我们作为媒体，不可能付那么高的一个鉴定费用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就只有去找更多的人来聊这事儿，然后找到了农业部的资深专家，他说追这些东西，你不如去追背后出主意的那个人，就是把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或者把这个不是食用的东西，添加到食品里面，出这个主意的人。

　　苏岭：他指的就指这些科学家，科研工作者。

　　第二步查访：初见端倪

　　小片1

　　瘦肉精是一类药物的统称，2009年2月，在广东引起轩然大波的就是这种名叫“盐酸克伦特罗”的药物。最初，它被用以治疗哮喘，但因为副作用大而逐渐被医生弃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意外发现它能促进蛋白质合成，提高猪瘦肉比率，就此开始在禽畜身上大展拳脚。

　　猪饲料中的盐酸克伦特罗，通常是人正常用药剂量的10倍，因此，欧共体早在1988年就明令禁止盐酸克伦特罗做饲料添加剂使用，但瘦肉精却披着高科技的外衣，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以“科研项目”的名义，悄悄流行开来。究竟谁是瘦肉精引入中国的幕后推手？

　　苏岭：我先着手找资料，看到浙江大学的许梓荣教授，他接受过媒体的采访，本身也是一个农业方面的权威专家。我就找他去了解，他就跟我说有很多危害，这是绝对不对的，绝对不允许这么做的。那我就问他，都说是你们浙江大学教授搞出来的，是谁呢？能告诉我吗？因为我感觉他也挺正义的，义愤填膺那样的。他跟我说那这个不知道，真是不知道。我当时我也相信他是不知道的，我就去采访了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他们就跟我详细地讲，当初就是这个许梓荣教授，向他们推荐这个项目。

　　主持人：他是不是最初始来推广瘦肉精的人？

　　苏岭：对，我就回来问他，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变了，说这个事儿就不同了，他就说确实有做过这个研究

　　第三步查访：真相浮出

　　苏岭：瘦肉精有副作用，但是他没有提。他在他的论文，和在提交给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这方面他也没提，只是口头跟他们说了一下，猪吃了这个以后，有点儿站不起来。

　　主持人：猪吃了这个瘦肉精，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苏岭：站不起来，很严重的。还有蹄裂，猪蹄子你们见过没有，它那个很明显的就好像我们指甲，比如说它是很大的指甲这儿就裂开，明显的撕裂开了，你都看得到红红的里面的肉，那真的很痛苦。

　　王志安：我曾经跟一个养猪行业的企业老板聊过，凡是吃过瘦肉精的猪，一般来说很难承受长途运输。那这个猪呢，你要是追着它跑，它只要连续跑十几分钟就死了，它的体质已经非常差了。可以想象，这个对猪本身健康的危害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其实科学伦理的欠缺，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太重视培养一个科学家的知识、他的科研能力，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他忘记了他搞科研的目的是什么，他还能不能为人服务，还能不能为我们全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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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访同期(今年年初，苏岭暗访出售瘦肉精的某公司)

　　明知瘦肉精有那么严重的副作用，仍然有科研人员在不遗余力的推广，仍然有养殖人员在偷偷摸摸的使用，说到底只为了一个字——钱。一头使用了瘦肉精的猪与普通猪相比，利润大约多了70元左右。

　　1997年，盐酸克伦特罗被我国农业部列入禁单，但利欲熏心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传统瘦肉精仍见踪影，而一种新型产品也悄悄浮出水面。

　　2009年4月22日，一箱含“白粉”的神秘物件被举报到了广东省畜牧兽医局，箱重10公斤，内装猪用的饲料预混剂，是花600元从广州惠华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业务员手上购得。被养殖业称为“白粉”的这种东西其也是“瘦肉精”的一种，学名莱克多巴胺，猪持续服用后能多长15公斤瘦肉，在2002年已被我国农业部明文禁用。与盐酸克伦特罗相比，使用“莱克多巴胺”，手段更隐蔽，科技含量更高，通常只在大规模企业或养殖场中流通。

　　主持人：为什么是规模以上企业，在用这个东西呢？

　　苏岭：因为这个东西跟瘦肉精不同，不是随便你到哪里买点药片，你找哪里生产药的厂，你能够搞到的，它必须要有一个懂这个专业知识的化工厂，才能合成这个东西。这就让我感觉我们全部沦陷了，所有的猪都逃不过瘦肉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更大。

　　主持人：那它中毒的症状，跟原来的瘦肉精一样吗？

　　苏岭：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例报道，说有人吃了这个东西中毒。但是很可能，人家中了毒也不清楚，因为你检测不出来。

　　主持人：那王先生觉得，这么一个可怕的现实问题，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是化学品有关系？它的生产或者它的监管现在非常无力。

　　王志安：非法添加物，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管理确实基本是失控的。我们知道它不应该添加，但是实际上在整个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猪肉的生产过程中，它添加了有什么办法？且不说农民散养户，基本上是没有人监管的，然后进入市场之后，基本也是没有人管的，都是到什么时候才会警觉呢，就是它出了问题。

　　出了这个事情都是公共食品安全事故，就比如说三聚氰胺，那么多小孩已经得了肾结石，我们才会意识到，这里头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在此前所有的检测过程，实际上是失控的。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在整个的农产品生产的安全监管体制上，现在所有的关卡都是形同虚设。

　　主持人：所有的关卡 你认为都是形同虚设的

　　王志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因为在瘦肉精的检测问题上，它过去有一个现实的理由，每检测一例的瘦肉精，如果要是确认的话需要八百块钱成本。这个钱当然应该是检测部门出，因为你如果让养殖户出的话，他一头猪还卖不了八百块钱。那么政府就说了，检测一头猪就要八百块钱，如果我要是全检的话，那得多少钱啊？我检不起，所以说我只能抽检，抽检呢，抽检率非常低，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基本就等于不检了。

　　苏岭：现在是这样，抽检你都可能抽检不出，它用高科技的方法让你检测不出来，掩蔽剂先去跟莱克多巴胺发生了反应，然后你那个检测剂来的时候，就没了，就失效了。

　　主持人：这也是那些专家们搞出来的吗？

　　苏岭：对，因为这个没有专家是搞不出来的。

　　王志安：一般的人是搞不出来这么高级的。但是我想说的，因为现在科学的力量都站在了那些欺骗的那一方，所以他动用大量的科学知识，在对付这个检测手段，而不是站在这个怎么检测，对付欺骗这一方，科学家都站在这边去了。站到魔那一方去了，所以才魔高一丈，道高才一尺。

　　苏岭：对，而且这里面比较荒谬的，就像农业部，他们觉得特别苦恼的什么呢，农业部几个部门的力量，全部用于去检测去了，非常荒谬的，从美国买了很多很昂贵的仪器来，都累得贼死，就是属于那么一个状况。他说真正的保障食品安全，不是从检测开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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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高科技的作案手段、科学伦理的缺失，已然令人瞠目结舌；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苏岭更觉无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为了取证，苏岭以买家的身份购买了10公斤掺有非法添加物的猪饲料，按照法律常规手续，他们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但应该向哪个部门举报？举报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由此折射的监管体制中的黑洞，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危害？22度观察，正在继续。

　　苏岭：我们打电话到了广州市农业局那边，一位负责人跟我说，这事儿它是一个企业，归工商局管，不归我们农业局管。那我就打电话到工商局，工商局说他这个东西，算是兽药类，那药品类的你应该问质监，反正就推到别的部门，我就打电话到质监，质监还好一点，但他们也闹不清，这个事情是该他们管，还是归卫生部门的那个药检部门管。

　　主持人：这个兽药归谁管难道不清楚吗？

　　苏岭：我被他们都搞糊涂了，我也不明白归哪里管，总之我们这个报案就报不出去了，最后就找到广东省农业厅，还好那边受理了，这时我们才觉得这个炸药能够交出去，不然就放在我们那儿了。

　　主持人：那王先生，听刚才苏岭说的，一头猪到底现在是归个部门管？

　　王志安：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一头猪他归多少个部门管，包括像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大家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质检部门上了，但其实农业部门同样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三聚氰胺的添加过程，主要是在生产那个环节，我们国家规定只要进入工厂了，就不归农业部门管了。但是关键是这个不同的阶段，它的问题一旦有交叉，它的下一个部门看见有问题他也不管了。比如说像刚才她举报的过程，按道理第一个举报电话告诉了农业部门农业局，农业部门按道理他应该这样，你先把情况告诉我，我来查一查这问题到底归不归我管，如果不归我管的话，我会把这情况移交给该管的部门，是一个在行政系统中间正常的做法。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事儿只要不归我管，你就别来找我。

　　我们过去有一种习惯思维，好像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就成立一个部门，把这个东西从头到尾管下去，就以为能管好。比如说我们的长江、黄河，他们说老管不好，为什么呢？上游污染，下游遭殃。所以有人就说，这不行这得专门成立一个机构，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长江水利管理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以后他们又说

　　，成立了也没用，没有权。各个省权力都很小的，那么这个长委会、黄委会管不了各个省，还应该给我们扩权，把各省所有沿江这一部分的权力都归我们管，我们就能搞好。按这个逻辑的话，这个行政系统是没办法运作的，除非整个划一个长江省。那么猪呢，我们专门搞一个猪办公室或者养猪办公室，专门搞一个猪肉质量提升办公室，它把猪从饲养一直到销售整个过程全管了。然后明天如果牛奶出问题了，我们再成立一个牛奶质量检测办公室，这样的思维我觉得不对。

　　监管中的漏洞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改变，但仍有一个无形的黑洞在一点一点吞噬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一头猪从出生、成长、繁殖、屠宰乃至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发现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安全隐患。

　　主持人：苏岭还知道有什么样的内幕？

　　苏岭：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的猪出栏率比较低。发达国家它的出栏率能够达到25头以上，我们国家最好的养殖场能到19头。为了让它不生病，就多用滥用抗生素，然后那些兽医或者是生产兽药的厂家，又会拼命地游说这些养殖户，说你用了我的这个给动物用的保健品，你养的猪体质好，又不会生病。反正农民又不知道，养殖户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总觉得专家说得没错。这也吃一点儿，那也吃点儿，就拼命地就吃彻底地把猪的功能系统给摧毁了。那它就算不死，屠宰给我们吃，但它会残留在它的肌肉、它的内脏上面。

　　王志安：我过去做记者的时候，也采访过相似的案子。在中国做一只猪其实蛮不幸的，给猪注水的过程非常恐怖。因为给猪注水不能在死亡以后注，都是在活的时候注。怎么注呢？就是把猪绑一个地方固定住，拿一根水管，从它口腔里插到胃里，然后把水笼头打开，泵进去。那个过程猪非常痛苦，你想想它胃的容量是有限的，肠胃是有限的，水泵进去以后再从肠胃里渗到猪的毛细血管里。这样一头猪的分量可以增加20斤左右，就是为了这20斤。那个猪就嚎叫，最后因为胃的破裂，被撑破了就死亡了。

　　主持人：猪从出生、饲养之后，到进入餐桌，还有很多流通上的环节，其它环节还有哪些？

　　苏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就是屠宰环节了。其实在国外，屠宰环节是保证肉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卡。因为在屠宰环节可以发现，这个猪究竟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把它给拦下来。但是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地方，也会有一个蓝色的印章盖在猪身上，但这个章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赋予这个屠宰场检测猪的品质的这个权力。这个屠宰场只是一个服务性的，加工性的企业。有人买了猪，不管是超市还是哪里也好，交给它来屠宰，每头给多少钱，至于有没有病，他看到他也不能说。屠宰场跟我说，他们自己只吃来源可靠，他们知道什么来源的那一种猪肉，其它的不吃，出门都不吃猪肉的。

　　王志安：刚才苏岭记者描述的一个挺可怕的场景，我们每个人其实只相信我们看到的，我们只要我们不看到的我们都不信。但是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信任。我首先信任你生产的东西，给我提供的不会是有毒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只要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基本不相信。

　　从注入敌敌畏的金华火腿到添加化学漂白剂的龙口粉丝，从注水牛羊肉到有毒大米，从地沟油回收利用到苏丹红鸭蛋再到三聚氰胺奶粉，食品安全事故爆发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密集、公共危害性也越来越高，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生长的家园里，还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我们究竟还能吃什么？22度观察，正在继续

　　苏岭：你们都知道丁磊要养猪这事吧，是什么触发他想要养猪呢，他到重庆去跟朋友一块吃火锅，火锅不是有鸭血吗，他觉得鸭血颜色挺可疑，颜色是偏粉红色。正常血块不应该是那样，他就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说全部都是这样的。他知道肯定是假的，就吃不下去了，食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恶劣的地步，这是导致他要决定养猪的一个出发点，从IT行业转向最原始的一个行当。

　　主持人：有人以为他是为了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其实他可能是为了生命安全出发。

　　王志安：我想说这个其实不是市场经济，我们老说这是市场经济搞来的，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他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大师了，其实他还写过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后来美国专门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他说其实道德是一个社会资本，当道德降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社会为此就要付出极高昂的成本，我们的交易成本就会上升。我对每个人都不相信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只好像苏岭描述的，我自己养猪。这个成本真的很高，我们每个人将来挣的钱没有用了，菜得自己种、猪得自己养、房子得自己盖，否则的话你怎么生活。但是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交换，但是它极大地妨碍了我们的交换。

　　分段式管理曾经是《食品卫生法》中为人所病诟的弊端之一，而新生的《食品安全法中》则通过法律的级别给了“分段管理”一个明确的身份和职权范围，除原有农业、卫生、工商、质检、食品药监等部门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总协调机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主持人：现在新的《食品安全法》里面，有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你觉得能不能改变目前这种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

　　王志安：我觉得要在短期之内，中国想改变食品安全的这个现状是挺困难的，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是没有令人放心的。像蔬菜，前一阵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超市里搞抽样调查，发现我们的农药残留的状况非常可怕。其中有一种草莓里头检测出13种农药来，还检测出来两种国家早已废止不允许使用的剧毒农药。真正要想转变，我觉得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真的是要各司其职，要把你的工作职责当作一件认真的事情去完成。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法条本身不能自然的产生功效的，其实中国基本上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法律。执法是问题，立法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出了问题，当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法律都成了摆设。

　　主持人：那我问一下苏岭，这个新的《食品安全法》里面，有关分段管理等也是给了它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你认为这个有多大的作用？

　　苏岭：不仅是我，包括很多专家都认为，没有多大的作用。这一次《食品安全法》，别人认为新增的亮点，是惩罚力度加大了十倍，但是其实在行业里面认为，这仍然不够。在国外，只要你犯罪，第一你就要退市，永远的退出这个行业；第二是让你倾家荡产，犯罪成本一旦大了以后，他就会三思而后行。

　　主持人：我们说了实在太多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那我们该怎样来做，怎样恢复或者重建大家对于食品的信心？

　　王志安：其实说白了，是要求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良心。要是说我们开一个最简单的药方，那就是良心。我们中国人传统讲的，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底线。但是我们却发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创造了极大财富的同时，也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东西给遗忘了，当道德良心失去之后，这个社会普遍的拜金主义思想泛滥以后，大家只信钱，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苏岭：我对这个不是很认同，因为我觉得道德不具备约束力，那法律呢，中国不是没法，有那么多法还是管不住，那怎么办呢？我比较悲观，只能让它腐烂到底了，人人都感觉深受其害了，才能重新反省。

　　主持人：刚才王先生给出的药方--良心，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我们看到，在没完没了和十面埋伏的问题食品面前，一场围绕餐桌进行的保卫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但关键是民以什么食为天？如果连生存所必需的吃喝，都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那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呢？我想这种道德的沦陷，恐怕是所有中国人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如何能够重建我们的信心，来修复这个信任的堤坝，我们只能满怀希望地等待。感谢收看本期的《22度观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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