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方案基本拟定成型，分配意见已由发改委提交国务院审议，有望今年出台。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成为共同期待。什么原因让国民收入的蛋糕切割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初次分配之外，缩小贫富差距，二次分配又该如何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为您深度解析。

　　【嘉宾介绍】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等重大项目，是中国社会保障的第一权威。

　　收入差距过大，危害经济不可持续

　　现在贫富差确实过大，但是财富往一端集中 ，另外一方面可能付出的代价很高，说在GDP的财富分配中间分享的份额很少。

　　现在国家很多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全体国民不能够合理的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产生一个对抗，也在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年前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是鼓励财富的创造，它带来了财富的增加。而现在如果不强调合理的分配，它会进一步地影响财富的继续增长。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增长的财富很多，对外贸的依存度很高，内需拉动不足，消费能力有限。我觉得跟收入差距密切关系，跟贫富差距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八亿农村居民，他们的购买力非常有限，他们有购买需求，但是没有购买能力。我们的农村八亿多人口，相当于两个欧洲的人口。我们只要有欧洲人的一半的购买力，我们的市场大得惊人。再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十年、二十年，一点问题也没有。当然你要是说八亿农村居民，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城市人购买力上不去，他不能够合理分享到这个财富，我们的经济不可持续。

　　然而，城乡差距仅仅是巨大贫富差异的冰山一角，前不久，有专家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实际上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甚至比城乡之间更严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

　　由于我们过去是资本严重的短缺，与劳动的过剩，所以大家把财富的分配，各种政策都是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这个意义上讲，劳资双方的所得就出现了失衡。资本所有者资本的投资所得，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的畸形的偏高，劳动所得少了。过去是市场竞价的结果，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就是因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由过去的严重短缺，到现在的相对过剩。在市场中自然竞价形成的劳动力价格，和以资本为核心的财富分配体系，市场行为并不都是合理的。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前不久华尔街用政府的救市的资金，还给高管发两亿美金的奖金一样。这种单纯从市场来讲好像是合理的，董事会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包括奥巴马都说，这是很卑鄙无耻的行为。所以市场的分配不可能完全公平，它只是有利于强势方。所以说市场解决的效率问题，这是我们遵从的，它是一个优势，但是它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能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的问题。况且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市场机制，我个人认为还不是完全成熟。我们即使初次分配中间，触碰了法律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还有一些非收入的分配、一些并不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分配，这些分配的不公和示范的现象，实际上它对财富的分配格局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是老百姓，我们所有的人，恐怕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认同的东西。

　　主持人：要改变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财富的分配体系，你觉得需要怎么做？

　　我们实际上是经历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资本短缺，以资本为核心，然后我们是管理技术的落后。所以这些高管人员，他的薪水马上上来了。如果我们走信息工业化的道路，调整我们的结构，让产业升级，应该是越来越注重劳动。劳动作为分配的科学，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要成为财富分配的主力，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我们劳动所得占初次分配的这个比重，现在好像还不到42%，在十年前可能在50%以上。而且这个趋势好像是每年还在下降，这样它就影响了、造成了贫富差距。一个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征税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越来越少。那么劳动所得如果比重要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会得到有效的抑制。所以在发达国家或者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来讲，劳动所得应该在初次分配里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 60%，我们现在不到42%。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按照去年的GDP 30万亿元人民币，差10个百分点就3万亿元，如果3万亿元的工资，就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会得到极大改善。

　　主持人：你觉得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改善？

　　我觉得在劳资分配格局上要下工夫，最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里面无非三个方面，国家的税收最近十年来一直都在快速地增长，税收多了，要么工资降、要么企业的利润少，这样的调整就是在劳资之间了。资本的所得、回报，我觉得要下降，劳动所得要不断的提升，这是一个大的格局。但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现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格局，如果想要改变就要，比方说基础工资在不断的提升这样一个水平，但是不能无限的提高下去。更重要的是要用工资、保险、福利，我提出来是“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来替代过去的工资，解决的是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增加的是劳动者的一生的收益。这个制度可以说在德国1883年建立以来，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的，即使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所以这个制度要补上去，补上去就意味着劳动所得它所分割的份额就增加了。

　　主持人：就是很多人认为，现在我们的劳资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相对来说资方拿得多、 劳方拿得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在于我们劳方可以跟资方博弈的时候，地位不平等。比如说在西方可以自由的组建工会，然后他们可以罢工，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地位，就相对来说对等一些。

　　在我们国家工会曾经是维权的，那么它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期，我觉得工会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转型。如果说从我们的组织建构上来讲，中国的工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会组织，显然是很强大的。如果大家说工会的力量不强，那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怎么受到过去那么多的批评和抨击呢？要是工会不维权，现在工会也是积极地推动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但是我讲的就是工作方式，从企业的工会来讲实际上就是谈这个劳动保护，和工资和薪酬待遇，现在来讲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下岗失业人数剧增，在保就业和员工福利之间，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

　　今天我们面对金融危机，很多人都说就业其实比社会福利更重要，但是我不认为！说把就业算就业的帐，或者福利算福利的帐，它讲不通的。要是农民都有养老金，都没有后顾之忧，他就敢于消费。消费就会带来GDP，你就得增长GDP，增长GDP你就得创造就业岗位。它是通过大家有收益、理性的消费来扩大它的需求，然后它来刺激生产，最后就能增加就业岗位。我觉得应该算这么一个大帐，否则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即便因为《劳动合同法》提高劳动者的这样一个社会福利，导致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些就业岗位的减少，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的。我们六千多万的低保户，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我们一年发500亿的低保金，可能你上午发给他，下午他就消费了。我们居民存款到了30万亿元，这30万亿元如果有10%拿出来消费，3万亿元能够带来多少万亿元GDP，这里面是最少多少千万个岗位。社会保障和福利，它不仅是我们发展的目标，其实也是我们促进进一步发展的手段。可以说所有的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离开了福利这个手段，他的经济是不可能成熟，不可能持续增长的。我的观点就是说，只要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他们就自然可以消费，这个福利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劳动者的收入。你福利要有了，这个社会分配格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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