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阶段电信业改革待突破 将面临四大难题

　　《了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说，电信业前一阶段改革考验的是改革者的勇气与魄力，现阶段的改革则更考验改革者的智能与韧性。它需要审时度势，统领全局，也需要察之致微，丝丝入扣。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也是最快最成功的，未来，它仍将在“稳”与“快”之间不断寻求最佳平衡点，开拓前进。

　　文章写到，从去年5月最后一次拆分至今，中国电信业迈步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已逾一年 。

　　成绩自不待言，目前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消费市场和网络规模容量，全国电话用户最新的统计也已超过4.8亿，去年电信业的增加值更是占到GDP的2.4%。作为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先锋，电信业在完成了大规模拆分重组后，确实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能。

　　文章同时写到，电信业专家和相关人士在谈及下一个阶段电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时，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于以下4个方面，即资费问题、互联互通问题、监管问题和普遍服务问题。

　　有识之士指出，如果说上一阶段电信业改革的主题是“打破垄断”的话，那么今后电信业的主攻方向则为如何尽快打造一个公平有序、充分竞争的大市场。这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难度更大，更重要的阶段，这其中，解决好资费问题、互联互通问题、监管问题及普遍服务问题，又是当下营造新平台的关键所在。

　　资费问题：放松管制仍是方向

　　文章指出，根据现行的业务管理和资费政策，固定电话和移 动电话属于基础电信业务，实行政府定价。中国移 动电话目前实行双向收费，每分钟4角钱。但实际上，移 动和联 通的价格竞争已经使价格体系全面崩溃。

　　资费大战一方面是市场在呼唤更为合理和接近成本的价格，使计划体制下长期扭曲的价格得以回归；另一方面，由于管制的失效，却给产业的发展带来风险。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博士分析指出，资费管制失效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方面，错误的价格会传导出错误的信息，导致企业难以正确地判断市场的利润空间，盲目进入；另一方面，国内各大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理性，运营商自己无法准确划定盈亏底线，盲目打价格战，造成经营收入大幅度减少，政府、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陈金桥认为，放松资费管制是改革的方向。目前，中国电信业增值业务资费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基础电信业务的资费也应当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更加市场化。监管机构可以考虑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即“管涨为主”，通过价格上限管理，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运营商凭借市场优势，随意调高价格；同时，借助企业投资人的产权约束，有选择性地干预价格下限，避免恶性价格战损害公平竞争，导致国有资产价值流失。

　　互联互通?“不通”之痛，痛在哪里

　　文章还指出，随着竞争的急剧，市场主体的增多，互联互通的问题更为严峻。运营商之间频繁地使用阻碍互联互通的不正当竞争手段，人为设置障碍，有的地方甚至发生砍电缆、锯铁塔等破坏通信设施的恶性事件。互联互通的“不通”之痛可谓痛入电信业的骨髓，它破坏通信市场秩序，造成网络安全隐患，损害消费者通信权益，成为电信业当前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互联互通障碍，必须理顺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这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主导运营商对现行的网间互联结算方式不满，认为经济上“吃亏”是阻碍互联互通的根本原因。

　　信息产业部治理互联互通的一项关键“硬措施”便是改革目前以资费为基础制定的结算办法，建立以成本为基础的网间结算体系，利用经济手段形成互联互通的激励机制。

　　陈金桥分析，要保障互联互通的长期效果，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利益机制的内在引导，二是政府监管的外部约束，两者缺一不可。目前互联互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是监管者的手太软。由于《电信法》迟迟不能出台，监管者拥有的法律手段匮乏，对违规事件的处理大部分停留在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上。

　　电信监管：监管者最缺的是什么

　　文章写到，《电信法》的长期缺位，使监管机构对于砍电缆这种恶性事故的处罚只能“挠痒痒”，根本起不到作用，市场的混乱当然很难避免。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续俊旗认为，目前，监管机构主要依靠层级较低的《电信条例》来管理市场，客观上导致电信监管机构权威性不足，是当前中国电信监管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电信监管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目前行使行业监管职能的信息产业部总是不断面临角色冲突的尴尬。一个目前业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即是否应当成立独立于企业和政府的独立监管机构。实际上，关于要成立中国的专业监管机构的呼吁从未中断，而不同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很大一部分业内人士都不认为当前电信监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普遍服务：市场化之后如何兑现

　　文章还写到，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这同样也表现在通信业的发展上。通信业的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是“数字鸿沟”的拉大，相反，如果落后地区的人们能够享受和发达地区人们一样的通信自由，那么，城乡之间的距离就会大大拉近。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提出，通信普遍服务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中国依靠惟一的电信运营商通过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来支持农村和西部的电信发展。市场开放后各类电信业务资费向成本靠拢，尤其是1999年以后，长话市场的竞争和资费的大幅度调整使原有的交叉补贴机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电信领域逐步形成了多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新格局，竞争加剧会使电信企业首先向高收益的城市和东部地区集中投资，落后地区的网络建设投资将受到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遍服务的法律基础又一直是个空白，不但普遍服务的提供者进行网络投资的兴趣被削弱，也影响政府的“村村通”等普遍服务目标的实现。

　　因此，当前电信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普遍服务的新机制。普遍服务新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和相应的管理体制。普遍服务基金将改变过去由一家运营商承担全部普遍服务费用的办法，改为面向所有运营商征收，它适应目前电信业已经形成的竞争格局，有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据悉，目前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的步伐正在加快。信息产业部正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加紧政策研究，年底有望出台新的政策。